我国财产申报制度的完善设想.docVIP

　　我国财产申报制度的完善设想 自2003年起，中国的反腐败走上了一条制度反腐、标本兼治的道路。当腐败已经成为制度的顽疾，从制度本身出手是中国反腐的必由之路，作为“终端治腐”重要措施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已被纳入了重要日程。 　　 　　一、中国建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依据 　　 　　民主是腐败的天敌，透明是腐败的克星，而被喻为“阳光法案”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便是极有价值的重要反腐手段。该制度最早起源于瑞典，1978年美国通过《政府行为道德法》是当前最完备的财产申报立法。“财产申报制度一般是以立法方式设定公职人员的义务，强制其如实申报个人财产!及各种投资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产申报制度逐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借鉴、完善和实施，已经成熟，堪称肃贪治腐的利器。中国建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有以下充分的理由与依据。 　　(一)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符合现代法治原则要求。公职人员代表国家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行使国家职权、履行国家公务，同时兼具公务身份与公民身份双重特征。所有公职人员的一切行为，包括某些个人行为都应受到广大民众的监督，严格依法办事。“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叫做公职人员个性的法定‘自我丧失’，也正是这种个性的法定‘自我丧失’，为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公职人员的特定法律身份决定了他们应当承担依法申报个人财产的义务，财产申报法规定公职人员依法申报财产，是针对其作为公职人员这一根本法律身份做出的。权利义务平衡原则也要求公职人员承担依法申报个人财产的义务；还有，国家公共利益、国家权力的性质及其廉洁性的要求也决定了公职人员依法申报财产是其应尽的义务。个人的隐私应受法律保护，收入和财产公开，无疑与个人的隐私权相冲突，但各国最后都采取了公法优先和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即当社会公众对政府官员的个人情况主张知情和要求予以了解时，后者不能以个人隐私权相对抗。恩格斯曾指出：“当个人隐私甚至阴私与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隐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它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当然，公职人员依法申报财产，限制了公职人员的财产隐私权，应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以使公职人员的合法财产得到保护。“我们应借鉴国外的有关财产申报书的公开性、获得和使用财产申报书的程序方式以及违法使用申报书的处罚等方面的规定，在建立中国财产申报制度时做出明确、可行的规定，使公职人员的合法财产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 　　(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严惩腐败、反腐保廉和减少国家财产蒙受损失的需要。在我们传统观念中，家庭财产是秘而不宣的，这无疑为腐败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伞。有的工作人员随着职位的升迁、权力的增大，经不住钱财的诱惑，置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制度于不顾，大肆聚财敛财，并提前设计好财产的各种来路，如于配偶、子女或亲友等等，一旦东窗事发，便把财产化整为零，以减轻罪责，甚至可以免于惩罚，这就给反腐败斗争的顺利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和障碍。近年来，全国所查处的领导干部腐败大要案中，相当部分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巨额财产不明的问题。有的不明的财产数额甚至大大高于已查明的违法违纪金额，但按刑法标准量刑最高刑期只是五年。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善的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法，国家工作人员平时的家庭财产状况不明，他们一旦腐败，“财产不明”就成了逃避严惩的强有力的保护伞。明知是贪污受贿，但无法取证，无奈之极。如果实行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法，巨额财产在申报中没有反映，又无法说明的，一律以贪污受贿罪论处，那么，搞腐败的人就不得不严肃考虑腐败的成本问题了。 　　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个人的生活消费明显超出其家庭财产的实际状况，监督机构就可以依照财产申报法进行调查，这样，就能破除家庭财产秘而不宣这一盲区，使监督机制深入到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家庭生活，及时从领导干部的个人生活消费中察觉其腐败的初芽，早打招呼，及时提醒，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对家庭财产实行监督，有助于抑制领导干部的非法收入，有助于促使领导干部本人在金钱、财物的诱惑面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提醒自己和家人勿触高压线。同时，制订《财产申报法》，将监督关口前移，一旦发现工作人员的家庭财产明显超出实际报告的部分，即可及时介入调查，将被违规或非法占有的国家财产及时依法收回，及时挽回国家的损失。 　　(三)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为财产申报制度提供了良好社会条件。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参与政治生活的合法途径，也使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透明度越来越高。“公正、公平、公开”原则不仅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对现代政治体制提出了相同的要求，财产申报制度便是系统内部自我调整的必然产物。信用机制为基础的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