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云南边境地区民族学和社会学的本土化.docVIP

　　抗日时期云南边境地区民族学和社会学的本土化 　　一、引言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就是慷慨激昂而又十分悲壮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它是由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庸先生用《满江红》词牌所填写的歌词，由联大教师张清常谱曲。这是一曲２０世纪中国大学校歌的千古绝唱。它凝聚了中国文人学者、莘莘学子在民族危难时刻最悲壮的呼喊，浓缩了联大文人在国家危亡之际的所有情感和意志。在中国历史上，岳飞的一曲《满江红》已成为历代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慷慨悲歌。罗庸先生感人肺腑的《满江红》则是２０世纪文人学者的一曲新的救亡悲歌。联大校歌充满悲愤、激昂之情，历数三校迁移、联合的经历，痛陈国家急难、民族仇恨，表明联大学人坚持抗战的坚强意志，阐明为国发愤学习的意义和必胜的信念。歌词言简意深，曲调雄壮，催人奋进。它以古曲形式来唤醒学子们的民族自豪感，倡导民族的传统爱国文化精神，充分体现出了西南联大文化精神的民族文化特性，对振奋联大师生的精神，激励莘莘学子为国发愤学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当日寇汹汹扑来之时，为保护中华民族文化和教育之精华免遭灭顶之灾，华北和东南沿海的大批高等学府和一些科研院所纷纷西迁。一时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文教大迁徙运动。在这一波澜壮阔的文教大迁徙运动中，有七十多所高等院校迁到西南大后方，其中包括有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内的１３所高校迁往云南，并大多集中在昆明。加上抗战前夕由省立改为国立的云南大学，于是，抗战大后方的云南成了当时的中国的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之一。我国最负盛名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迁居云南省时间最长，长达八年之久，三校联合办校最成功，因此，它是迁滇高校中对云南乃至对整个西部地区影响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一所最着名的高校。 　　２０１４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６９周年，对这一特定时期（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特定学者（当时迁居云南省的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特定社会（当时云南边陲社会）所进行的田野调查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课题截取的时段具有典型的意义。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民政府迁都西南地区，着名高校和重要工矿企业的西迁，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对于整个中华民族都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但一批优秀的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云南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活动和相关的思考，却大大地加速了民族学和社会学两大学科的中国化进程，对于这两大学科来说，这一时期无疑是学科本土化重要的奠基阶段。 　　正是国难当头的特殊环境，使得许多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着名学者云集云南省，他们主要集中在昆明，推动他们去更深入地接触云南边陲的社会实际（云南农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比较、思索、整理出丰富的材料，提出许多有价值的科学成果和社会工作建议，并使民族学、社会学的中国化（即本土化）获得大步发展。在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发展史中，抗战时期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堪称民族学和社会学中国化的黄金时期。 　　抗战时期迁居云南的一批着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在调查经费短缺、资料匮乏和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迅速展开了对云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民风民俗、社会结构、农业和农村经济、人口、地理等多方面的实地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人员不辞辛劳地在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的民族地区走访和实地调查。他们风餐露宿，沐风栉雨，跋山涉水，实地调查工作进行得十分艰苦，饥饿劳累自不待言，还经常要提防各种热带病的侵袭，有时还得和土匪交手。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学者们坚持不懈，取得了十分突出的调查成果，为人们认识和研究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和文化风貌展现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从而为民族学中国化和社会学中国化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研究是调查的深化和发展，没有调查就无从研究，没有研究调查便毫无意义。调查和研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对于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实地调查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在抗战时期大批迁居云南省的着名学者中，吴文藻、费孝通、吴泽霖、陶云逵等着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以中国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先行者的身份，将其引进的西方民族学理论和西方社会学理论具体运用到云南边疆地区，既为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又开创了云南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之先河。 　　二、学术研究现状 　　笔者通过查阅国内外大量资料，目前未见国内外学术界有人选择与本课题相类似的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