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是怎样影响西江苗族的家庭变迁.docVIP

　　旅游是怎样影响西江苗族的家庭变迁 　　一、研究背景 　　 　　随着旅游业在民族地区的蓬勃发展，少数民族家庭作为很多民族地区旅游接待的基本单位，在旅游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受到了较大影响。但由于社会学家长久以来只研究严肃的、有用的、重大的问题的价值倾向与旅游学者对旅游经济效应的重视，旅游业发展对目的地家庭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1] 　　但作为21世纪具有强大联动作用的产业，旅游对目的地家庭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就像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通过旅游参与，女性获得了分享资源的机会及角 色 机 遇，[2]就 业 机 会 增 加、经 济 上 获 得 独立，[3,4]主体意识增强，[5]很多妇女丢弃了传统的家庭妇女角色，改变了家庭管理模式、夫妻分工和婚嫁习俗，[6]实现了家庭角色的重构及家庭中权力的 重 新 分 配，家 庭 中 的 性 别 关 系 变 得 紧张。[7]所以，对家庭这一社会基本细胞及社会组织的研究，不仅能直接反映作用于家庭的社会制度的变化，还能敏锐地反映社会结构的变迁。所以，研究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家庭变迁的影响，是对家庭社会学及旅游社会学有益的补充。 　　到目前为止，家庭现代化理论一直是跨文化意义上最有解释力和影响力的关于家庭变迁的社会学理论，[8]它运用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框架、核心范畴和理论预设来解释家庭变迁。并提出：尽管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传统和历史，但家庭变迁的路径都将重复西方社会从不同类型的扩大家庭趋向于核心（夫妇式）家庭的家庭变迁路径，在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位置的应该是核心家庭的家庭变迁的一元模式及单线路径，技术进步是家庭变迁的主要原因。[8,9] 　　具体表现为： 　　（1）在亲属关系上，亲属对核心家庭的行为失去控制，亲属关系变得很不重要；（2）在婚姻上，青年人的婚姻更为自主，嫁妆和聘金愈来愈接近男女双方交换礼物；（3）在家庭结构上，传统的家庭制度正在瓦解，扩大家庭或者联合家庭向夫妇式家庭或核心家庭转变，大家庭向小家庭转变；（4）在夫妻关系上，妇女独立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平等权利，包括在家庭中的平等权利。 　　 　　在中国，雷洁琼等[11]也通过对改革开放后的乡村进行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是，西方这种缺少对不同社会的历史文化特点深入研究，把具有特殊性的变迁过程推向普遍化[12]的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忽略了时间及个人能动性，认为一切家庭变迁都是被动的、机械的、静止的，与时间无关，与个人也无关，[13]行动者只是定位在情境中的[14]的家庭变迁路径单线，家庭变迁动力一元[15,16]的机械解释方式，在家庭变迁研究中存在解释力上的困境。而乔纳森特纳也认为行动者并不是被动地受制于情境与结构，他也能通过互动主动的界定情境并对社会结构发生影响[17].所以应当注重于实际行为的分析，必须准确说明是哪些进程对家庭产生了影响。[18] 　　那么对于变迁过程本身及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就变得相当重要。纵观以往旅游中对家庭研究的文献，也出现了上述问题，大多研究将家庭与个人作为一种静态的存在，只注重家庭在旅游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而对于这种变化的过程与机制鲜有研究。本文以西江苗族家庭为例，探讨旅游是怎样影响西江苗族的家庭变迁的并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中国社会转型中讨论这种变迁。同时，旅游作为现代现象，只有放在现代性这一大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充分、恰当的解释，[19]因此，本文将以家庭现代化理论作为主要解释工具，并在现代中国旅游背景下对其进行相应修正。 　　二、案例地概况 　　 　　西江苗寨原名仙祥、鸡江、鸡讲,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由东引村、羊排村、平寨村、南贵村等四个行政村组成，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雷山东麓，距雷山县城36公里，与州府凯里相距35公里，拥有较为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它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据2010年的统计，共有住户1432户，人口5515人，其中苗族人口占99.5%,因其家户过千，故被称为千户苗寨.① 在清雍正改土归流前，本区一直未被纳入到中央政府的国家化进程中，就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本区也因交通不便而几乎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 　　发源于苗岭主峰的白水河将村寨一分为二，鳞次栉比的吊脚楼依山而建与山水相间的田园风光、浓郁而热烈的民族风情在旅游大开发后吸引了大批的游客，2011年被列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西江苗寨首次进入学界视野是在1982年，美国人类学者路易莎为完成其博士论文来到西江。1987年，黔东南州将西江苗寨及其附近的郎德上寨和雷公山列为首批旅游开发的重点，西江开始进行旅游开发。 　　2005年，西江千户苗寨吊脚楼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中国民族博物馆西江千户苗寨馆挂牌。 　　2007年，余秋雨在西江苗寨游玩之后，撰写了《用美丽回答一切》的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