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陕西县治城市的空间范围与人口研究.docVIP

　　清代陕西县治城市的空间范围与人口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历史城市人口问题研究,是中国人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亦是我们了解和认识中国历史时期城市化率和判断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可或缺的依据.然而,由于历史时期的人口调查、登记、统计缺乏城市与乡村人口的划分标准和统计口径,这就使得我们对历史时期城市人口问题的认识一直是雾里看花.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 1953 年中国实行城乡人口分类调查、统计之前,中国城市人口数量、规模简直就是一笔糊涂账. 　　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历史时期城市人口规模问题的研究,都是一种复原、估计、推测所得出的认识,期间的看法也难得一致.以近代中国的城市化率来看,学者估计高者可达 34%,而低者为 28. 1%[1]267.对同一研究客体,研究者所得出的认识差距如此之大,恐怕不仅仅是历史资料匮乏、研究方法与手段滞后所能解释得通的,对研究客体认识的差异,可能是根本原因.在清代城市人口研究中,美籍学者施坚雅的研究成果最为着名,在他 1977 年发表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中,施坚雅以四川盆地的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晚清帝国的城市等级体系和人口规模序列,并以此估算出两个标准时点 1843 年和 1893 年的城市人口基本规模.然而,他的研究成果却受到广泛质疑,对近代中国人口史颇有研究的姜涛就认为,施氏的研究太过于理论化而有违中国城市人口发展的基本史实[2]141.在明清城市人口研究中进行过系统且卓有成效研究的着名学者曹树基教授,更是从资料、研究方法等方面怀疑施坚雅研究的合理性①.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些学者开始另起炉灶,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实际出发,采用区域分析方法,通过个案研究对中国古代城市进行细致刻划.如许檀对明清山东城市人口的研究、曹树基对明清时期中国城市人口问题的研究以及姜涛对近代中国城市人口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成就斐然.然而,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迄今为止,中国历史时期城市人口问题研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甚至可以说我们还没有超越施坚雅的研究水平.仔细梳理和审视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学术界在对历史时期城市人口研究中,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如同我们对古代城市的认识一样是如此的熟悉而又陌生,比如古代城市的空间范围,古代城市的人口构成、性质等问题的认识就存在很大的不同,甚至是质的差异.因此,辨析和厘清历史城市人口的基本属性,就成为中国古代城市人口问题研究能否进一步深化或取得突破的基础和关键.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学术界通常的看法,中国古代县及其以上的行政中心城镇均可视作为城市.其中又可分为普通县治城市和省、府附郭县城两种层次.由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受到行政等级的强烈影响,因此对后一类县治城市人口属性的探讨,在行文中将会视具体情况予以特别说明.而对一些在人口数量、占地规模、商业活动都堪比县城或府城的市镇,本文暂不涉及.基于中国古代城市质的同一性,本文主要以清代陕西县治城市为分析样本,对古代城市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作一探讨.不当之处,尚祈当世方家予以指正. 　　二、文献表述的城市空间形式 　　城市空间范围问题,是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的问题.中国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人口普查中,由于没有考虑城市空间范围属性,导致随着人口统计口径、人口分类标准的不同而造成了统计意义上的城镇人口忽高忽低的变动[3]288 -290.客观上来说,无论是按照人口规模抑或是人口的经济特征来进行城市人口的统计,都必须考虑人口的地理属性,因为任何统计口径的人口规模,都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口规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90 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才正式将城市范围作为城镇人口统计的基础和标准,因而这一次的城市人口普查,被学术界称之为具有较强的科学性[4]107.古今同理.但对于古代城市而言,由于缺乏独立的城市行政建制①和城乡人口分类标准,使得城市人口统计范围极为模糊,因而也更富有弹性,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城墙内的城市和城墙外的城市的讨论和争论即是明证.学者们对历史时期中国城镇人口数量、规模乃至城市化率的研究、估测之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原因固然不一,但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城市人口统计地理口径的不同所致.如一些学者在研究古代城市人口时,只是将城内人口和关厢人口作为城市人口,而将附城人口排斥在外,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城市人口不仅仅包括城内和关厢人口,还应该包括附城人口.在城乡区分中,一些学者之所以不认同或不同意另一些学者以街、坊、巷作为区分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的依据,推测其原因可能是街、巷、坊并不是古代城市的专有地理属性.地理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城市有兴废而地名却具有继承性和稳定性,因此以街、坊、巷为通名的聚落也就很难单纯从字面来确定其性质.事实上,地方志中记载的以街、坊、巷为通名的聚落很多并不是城镇而是乡村.如民国《乾县新志》记载乾县各乡村堡名称中,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