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分析.docVIP

　　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分析 　　一、引言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作为一项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及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给予了补充性解释。正如福山(1998)明确提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诠释在大部分场合仍然有效，但只达到百分之八十，另外百分之二十的缺憾需要文化或信任来补充。在一大批社会资本理论大家 （布迪厄、科尔曼、林南、格兰诺维特、普特南、福山等） 的关注下，社会资本发展成当前学术领域中最具潜质和挑战的概念。其实，有关社会资本的思想由来已久，正式提出是经济社会学不断发展的结晶，且受到管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扩充而逐渐丰富，从而产生一系列新型的社会资本概念，国外有些学者也称之为关系资本(Relational Capital)。 　　改革开放之后的体制突破给中国社会结构造成重大变化的其中一个方面是私营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在这一复杂及多属性的私营企业家群体中，中小企业主占据绝大部分比重，它们不仅在创造就业和 GDP 的经济过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对社会其他方面 （如政治、文化及阶层等） 产生了重大非物质影响。在此背景下，肩负重大责任的中小企业的成长性问题自然受到全社会重视。关于企业成长理论，国内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术界，已做出大量非常有见地的研究，观点之多，呈现出成长丛林现象。早在 1890 年，马歇尔就在其名着《经济学原理》 (Principals of Economics)中提出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投入要素，甚至是最重要的资源，参与利润分配无可争议。 　　考虑到中国企业成长的乡土环境，私营企业家们的领导特质或异质性、独特能力往往在企业创建及成长过程中扮演着关键作用；而且在东方式人情、面子传统情结的影响下，是否拥有广泛的政治与社会资源成为企业能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探寻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的内在关系成为目前经济社会学的一个热点。之前的一些研究还较少关注到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这一问题，文章旨在通过选择一些能代表社会资本的显性指标，考察其是否对企业成长存在促进作用。 　　二、理论解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实际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就是国家行政权力在经济活动、社会组织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控制范围与程度不断放松的过程。但 《决定》 中的上述内容，一方面显示出全面改革的坚定意图，另一方面也恰好说明目前有些领域仍处于政府与市场双重机制并行的矛盾与变化之中。在这种状况下，在国家行政权力和市场之间存在许多无法有效控制的交换关系 （李璐璐，1995）。因此，长期以来，对中国私营企业家来说，在获得资源、保证销售及进入许可等与企业生死攸关的方面，若能与行政权力联姻则意味着成功了一半，因此其往往通过具有血缘、姻亲或亲戚朋友等宗族色彩很浓的关系，使得企业利润得到保障，市场风险大大降低，甚至攫取大额垄断利益。Fong Chen(2007)发现在中国情境下，拥有政府或党政机关的社会关系在获得重要资源方面发挥着实质性作用。因而此类社会资本的增加将有利于企业成长，而欲提高其社会资本量，有效途径就是提高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层级地位，即所谓行政级别 （边燕杰，2000）。 　　在许多跨文化研究中，华人社会往往被认为是低信任度社会。近几年，在关系民生的食品药品危机的重创下，不少学者已用信任危机概括目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状。这种低信任度对社会和经济的损害是显然的，它使交易成本急剧增加，社会分工受阻并将在长期上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张维迎，2002）。而通过构建专属社会X络和积累社会资本，可大幅降低信任风险并确保信息及企业情报的真实性。当代信息的作用已无可疑义，企业家关系X络不仅能为企业成长提供非正式渠道信息，也是重大正式信息的渠道。正如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X络提供了一种社会保险，为其成员的劳动力流动提供了保障 （郭云南，2013）。人情社会资本是市场化力量还未促成契约型社会情况下的一种理性策略。在具有一定排他性的社会X络内，关系中的主体可以大快朵颐地享受到外人所无法企及的信任通道，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小企业的社会资本具有抵御信任危机负作用的特殊功能。 　　仔细观察，中国社会存在两大特征：一是垂直管理或条块状；二是熟人政治。在信仰及价值观远未对行为准则可以施加影响的情况下，人们的驱动力只能来自于具有威胁或实质利益施予权限的垂直上级部门。一些有利于提高效益的横向可行措施由于得不到垂直管理的及时考虑而错失良机或无法推行。在中国，熟人政治的存在可提高受益人的生活福利，而对于缺乏熟人通道的弱势群体，在面对绝境时，极容易做出非常极端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