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背景独董履职效应：资源支持还是会计信息质量提升.docVIP

　　行政背景独董履职效应：资源支持还是会计信息质量提升 中南大学商学院 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易玄 谢志明 一、引言 尽管独立董事成为法定要求，但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有效性一直备受实务界和理论界的质疑，“花瓶董事”、“橡皮图章”之说从未停止。《投资者报》2010年调查发现A股上市公司中聘请的前官员总数达到1599人，其中有467人任独立董事。2011年上半年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2013年中国重汽（香港）“退休高官独董”风波等等引发了公众对行政背景独立董事现象的热议。选聘前政府官员担任独立董事，是企业与政府建立显性或隐性政治关系，获取政治资源（如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和特别许可等政策支持）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法律制度不健全、市场环境不完善、垄断行业准入壁垒高的新兴市场，企业政治关系的资源效应更为显著。值得注意的是，以第三方独立和专业性身份进入企业治理框架的独立董事，其制度设计初衷是利用其监督功能，降低企业代理冲突。行政背景独立董事的资源效应是否影响监督治理职能的发挥？这是本文研究的缘起。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政治关系在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中尤为重要。因此，民营企业主动谋求政治关系的动机强烈，这已在相关研究中证实。而国企政治关系“天然存在”，应该不存在选聘行政背景独立董事主动谋求政治关系的动机。但大部分国有控制企业也会聘任行政背景独立董事。我们关注的问题是：选聘行政背景独立董事时更注重监管职能还是资源支持职能？不同产权归属企业选聘的行政背景独立董事的履职效应究竟是此长彼消还是二者相长？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民营企业、行政背景独立董事选聘与政府资源获取 行政背景独立董事是指曾在政府机构任职现已退职的前政府官员独董。因为之前的政府机构从业经验，他们具有如下特质：①了解政府公共决策过程，熟悉公共政策。②拥有与现政府官员和决策机构的联系渠道。这些“专有政治资本”，往往是企业需要的重要资源。因此，聘请前政府官员担任独立董事，成为企业实现政治战略的重要途径。 转轨期间，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对经济资源的配置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行政运作的非法治化和复杂性加大了企业掌握政策的难度，强化了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因此熟悉政策及其内部运作规则的“专有政治资本”所有者就成为企业热捧的对象。与国外法理权威基础上的“去人情化”体制不一样，中国官僚体制中以同门、故里、同事所构建的人情关系X络交织，延绵不衰。因此，民营企业可以通过聘任离职官员为独立董事，运用其人际X络与现任政府建立关系。前政府官员基于薪酬或声誉动机进入企业董事会，他们也愿意将其政治资本与企业共享，成为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桥，帮助企业获得政府资源配置优势。行政层级与管辖权范围是影响政府官员在公共政策决策权力大小的差异化因素。尽管行政背景独立董事已离职，但其任职时行政层级越高，政治人脉X络越宽，企业运用该X络联系的现任官员层级也越高。另外，部分退休高官为政多年，离任后依然享受相应级别待遇，其“沉淀”的权力影响力仍然很大。 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1：民营企业行政背景独立董事的政治关系与政府资源获取正相关。 （二）国有控制、行政背景独立董事选聘与政府行政干预 除产权属性之外，国有企业的政治关系是政府行政干预的结果。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的国企改制使部分国有产权私有化，但政府仍通过保留企业兼并与资产最终处置权、CEO最终聘任权等关键权利。尽管国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不像CEO一样直接由政府委任，但其选聘受大股东和高管影响。政府将（前）政府官员引入企业董事框架的动机包括：监督动机、寻租动机和政企共谋动机。监督动机下行政背景独立董事更多的是作为政府代表，对国有企业内部人权利制衡，并不会带来额外的政府资源效应。寻租动机下“政府出于提高退休官员福利的考虑，将他们安排到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并不指望他们能为上市公司出谋划策，或改变公司治理结构”，这种情况下，行政背景独立董事既不可能发挥治理功能，也不会带来政府资源效应。政企共谋动机下行政背景独立董事作为政府和国有企业共谋的桥梁，一方面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政府资源；另一方面促进企业与政府合作，满足更多的政府需求如雇佣更多本地劳动力等。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 假设2a：基于政企共谋动机，国有上市公司选聘行政背景独立董事能获得更多政府资源； 假设2b：基于政府寻租和监督动机，选聘行政背景独立董事的国有上市公司并不能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 （三）行政背景独立董事能有效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吗？ 独立董事制度设计的初衷是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代理冲突，事实上独立董事参与企业战略决策，在资源与商业经验支持、提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