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成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docVIP

　　证成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尽管海内外目前均有一些学者否认中国古代逻辑的存在①，但为数众多的相关专着、辞书、教材、论文等已经足以表明 中国古代有逻辑是一个为学术界广泛接受的思想史事实。不过，即便承认中国古代有逻辑，这种逻辑在直观上也与西方逻辑有着明显的不同②。于是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便是: 我们究竟该如何准确把握中国古代逻辑相异于西方逻辑的特殊性? 在本文中，笔者将首先简要评述几种理解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的主要进路及其问题; 进而着重考察从主导推理类型的不同来证成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面临的主要困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证成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最后通过对 三物论说的重新诠释把中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性归结为对推理之担保机制的独特理解。 　　一、几种主要的进路及其问题 　　特殊性或者说特点，既包括优点也包括缺点，二者往往联系在一起。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从事实认知的层面来描述中国古代逻辑与西方逻辑的不同，暂不从价值评判的层面上来分析这些不同对于逻辑发展的利弊。总起来看，在如何把握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的问题上，学者们迄今大致采取了三种虽相互联系但又彼此各有侧重的研究进路。 　　第一种进路主要强调中国古代逻辑不重视对推理之形式特征的刻画，其代表人物有胡适和詹剑峰。按胡适之见，就墨家名学 ( 逻辑) 来说:法式的 ( Formal) 一方面，自然远不如印度的因明和欧洲的逻辑。墨家的名学虽然不重法式，却能把推论的一切根本观念，都说得很明白透切。有学理的基本，却没有法式的累赘，这是第一长处。印度希腊的名学多偏重演绎，墨家的名学却能把演绎归纳一样看重。这是第二长处。①这里，胡适对墨家逻辑特殊性的事实认知与价值评判是纠缠在一起的。就前者而言，墨家逻辑的特殊之处实际有二: 一是不重视对推理形式的刻画; 二是将演绎与归纳的地位等而视之。不过，胡适并没有讨论在 学理的基本方面，墨家逻辑是与西方逻辑一致的呢，还是有其特殊的理解②? 　　第二种进路的特点是把中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性跟语言表达的民族形式相关联，其代表人物有沈有鼎和汪奠基。沈氏认为:人类思维的逻辑规律和逻辑形式是没有民族性也没有阶级性的。但作为思维的直接现实的有声语言则虽没有阶级性，却是有民族性的。中国语言的特性就制约着人类共同具有的思维规律和形式在中国语言中所取得的表现方式的特质，这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使其在表达方面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 　　③思维的规律和形式没有民族性与阶级性，相应地，研究这些规律与形式的逻辑也没有民族性与阶级性，因而是普遍的。就此而言，那种认为 中国没有逻辑学，或者说中国人的思维遵循着一种从人类学术康庄大道游离出来的特殊逻辑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④。不过，思维总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而语言总有其民族性，因此思维的规律与形式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中总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以此为前提，中国古代逻辑又有其跟语言之民族性相关的特殊性⑤。 　　第三种进路在整合前两种进路的基础上，侧重于从具体思维方法或主导推理类型的不同来理解中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性，代表人物有刘培育和崔清田。在刘氏看来，相较于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先秦逻辑则以名辩为中心把中国古代逻辑称为名辩学比叫名学或辩学更合理、更恰当些。就三种逻辑的关系看，他认为:思维的逻辑规律是全人类的。作为反映思维逻辑规律的三种不同逻辑体系，它们在本质上也应该是一致的。三者的差别多半表现在具体思维方法和语言表达形态上，这是和一定的民族传统，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 　　⑥这就是说，三种逻辑在理论内容上是一致的，具有普遍性的品格; 但就具体思维方法和语言表达形态来说，又各自具有与民族传统和历史条件相关的特殊性。如果说中国古代逻辑在语言表达形态上的特殊性已经为第二种进路所揭示，那么把对特殊性的理解扩展到对具体思维方法的不同则是第三种进路的首创。 　　崔清田对逻辑的共同性 ( 普遍性) 与特殊性的论述堪称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最为自觉与全面的研究①。按崔氏之见，逻辑的共同性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人们运用的推理均有共同的组成、共同的特征、共同的基本类型和共同的原则。第二，这些共同方面构成了不同逻辑理论或思想的共同基本内容。第三，逻辑学总结的正确的推理形式和规律，可以被不同地域、民族、国家以及不同阶级的人们使用。逻辑的特殊性，主要指主导的推理类型不同、推理的表现方式不同、逻辑的水平及演化历程不同，等等②。就中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性这一论题来说，联系崔氏的其他论文③，他的理解不仅全面整合了胡、詹、沈、汪等人的观点，而且把刘培育提出的 具体思维方法的不同进一步明确为 主导的推理类型不同。 　　尽管学者们对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的具体论述已经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但在笔者看来，跟上述研究进路相关的一些根本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