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对中国家庭特征及其变迁趋势的认识.docVIP

　　费孝通对中国家庭特征及其变迁趋势的认识 　　一、文化主体性贯穿费孝通学术生涯的思考主题 　　费孝通在晚年提出文化自觉，并且对其基本理念多次进行阐发和宣传，逐渐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深邃内涵的概念。他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1］并将文化自觉的历程精炼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的十六字名言，他强调这既是人类学的发展前途，也是当今世界跨文化对话与沟通、联手发展，以创造和而不同的一体世界文化的重要原则。 　　费孝通还认为，文化自觉并非仅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而是产生于中国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在中西文化接触与碰撞之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的时代大潮中，被裹挟于其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在面对西方文化时，对本民族文化地位、命运与发展方向的思考中逐渐产生的。在他看来，置身于世界发展的大环境里面，中国走上现代化工业道路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西方的模式有西方的背景，西方的办法从来不可能完全适合于中国情况［2］195，直接照搬西方的模式必定会带来扰乱中国原有文化系统平衡的后果。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看待与理解本土的传统文化，如何正确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彰显中国文化自身的主体性等问题，就成为费孝通学术思考的重点。 　　费孝通强调，文化自觉的目的不在于其他，而是文化主体性，即对现代化的自主的适应［3］。这种自主的适应，首先是指要明确认识自己所属文化的方方面面，正确理解自己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位置，把握其发展趋势;其次是要发掘本民族文化中与现代化规律相契合的因素，依据本民族文化来具体设计现代化道路，或者当出现无法契合的情况时，在主动参与现代化时重塑自身文化的个性。 　　文化自觉本质上是对本民族或地方文化在面对现代化诉求时的能动性的理性认知，惟其如此，文化主体性才成为可能［4］。因此，文化自觉与文化主体性是紧密相关的，前者是手段和条件，后者才是更为基本的追求目标。 　　文化自觉和文化主体性的理念虽然显见于费孝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所发表的各类文章与讲话之中，但实则具有极深的思想渊源，它既是费孝通对他之前的两代知识分子对全球化趋势中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思考的延续，同时，它也贯穿于费孝通的学术生命历程之中。可以说，费孝通一生的学术思考与实践均是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的，即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坚持文化自觉，探寻与发掘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诸多学者对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主体性的理念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如郑杭生的《费孝通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所做贡献的再认识》、苏国勋的《社会学与文化自觉学习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的一些体会》、沈关宝的《从学以致用、文野之别到文化自觉费孝通老师的文化功能论》等;另一些学者则在此基础上，对费孝通的文化主体性理念及其在某些研究领域中的运用展开了有益探讨，如李友梅的《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耿敬的《文化自主性与边区的现代化费孝通边区开发思想研究》等。 　　不同于以往的大多数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其实早在费孝通关于家庭领域的探索中，他就对文化主体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且这一思考为他在其他研究领域中凸显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费孝通的家庭研究一直以来未能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而费孝通在家庭研究实践中所展示的文化自觉理念与文化主体性思考，也因之受到不应有的忽略，本文将聚焦于费孝通在家庭研究中对于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主体性的具体思考及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费孝通在家庭研究中对于文化主体性的认识和把握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40年代左右，致力于文化特性的提炼，总结以家庭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特征;二是20世纪80年代，着重于对文化自主适应性的具体把握，以家庭为例探索中国文化在现代化变迁中的自主适应性。以下将主要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二、中国传统家庭的特征:文化特性的提炼 　　在第一阶段，即20世纪40年代的学术研究中，费孝通积极尝试运用实地研究方法来探究中国文化的实质。在此时期，他着力于在家庭共性分析以及中西家庭比较的基础之上，对中国家庭的独特特征进行具体的考察和精炼的概括，并以此为基础认识和探索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 　　1．运用实地研究方法考察中国家庭 　　在费孝通一生所进行的研究中，家庭是他最早涉及的一个研究领域，是他关注中国社会变迁的第一个切入点。早在燕京大学求学时，费孝通即着手研究家庭变迁问题，成果集中呈现于他的学士学位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中。 　　在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