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共同研究与历史的解明.PDFVIP

中日共同研究与历史的解明 一部重要的书稿——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论文（古代史部分）》（以下简 称 “论文” ），打开在书桌上。这是中日学者协同心力，合作研究的成果；共同磋 商，解明历史的典籍。共同的研究，鲜明的史论，求实的学风是论文的重要特色。 一、 历史唯物史观成为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理论工具。如论文所说：历史理论主要 区别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前者认为历史发展不以人意志为转移，具有自在的 内在规律。历史研究的最终任务就是探寻这样的规律。 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依然成为论文观察度量中日历史长时段的思想依 据。论文认为中国与日本的历史都经历以下重要历史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 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以至共产至主义社会。 日本也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 一般采用与中国相近的方法考量历史。 然而， 日本对于历史又有独特的思想习惯与表达方式。日本常以原始时代、古代、中世 纪、近世、近代这一类用语界定历史分期与说明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关于人 类发生于近数百年的现代性转型，日本说成是 “近代化” ，而中国则称其为“现 代化” 。不过这一切都不足以成为中 日历史研究的障碍。中国学者在坚持主体价 值观的同时也从日本以至世界史学界借鉴与吸收新鲜与有益的学术养料。 在设定具体研究题目的时候， 日方特别提出将中国与日本历史及两国关系史 纳入东亚历史的宏大视野中加以研究，进而考察两国在东亚的历史地位，展示古 代中日关系的国际背景。日方还提出要加强古代中国与 日本社会结构比较的研 究，这些课题的设计本与论文的主课题，即中日古代关系史研究存在距离，但中 方本于大局接受了日方研究者的意见。 譬如论文设第一部第一章《七世纪前后东亚国际关系的形成》，表达以下的 意思：历史上的东亚 （这里主要指东北亚），在地理上主要包括中国大陆、朝鲜 半岛、日本列岛和居间的海洋。这样的地理环境构成了本地区特殊的国际关系平 台。第一部第二章为：《十五、六世纪的东亚国际秩序与中日关系》。该章说明： 十五、六世纪正值中国大陆明王朝时期，其主导的朝贡体制，构成当时东亚地区 国际秩序，日本也进入其体制内。但终因各自利益、内部事务、 “倭寇侵扰” 、地 区贸易等问题，双方关系摩擦不断，甚至处于战争状态。不仅“堪合贸易” ，未 能持续始末，而且最终导致邦交中断 300 余年。（论文第41 页）论文这样的章节 安排，显然是中日双方磋商学术、协同史意的结果。 二、 世界上存在着几个重要的文明圈，这包括督教文明圈、伊斯兰教文明圈及东 亚汉字文明圈等。论文说明：每个文明圈都形成 “中心与边缘”的两重构造，同 存于 “东亚汉字文明圈”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前者是中心文化，后者是边缘 文化。韩国、朝鲜、越南等国家则处在这个大文明圈的半边缘地区。此为论文开 展中日文化比较的一个重要史论，颇具学术价值。 各国人种类型、生产方式、语言文字、精神气质、国俗民风等基本特征，决 定了它们在世界文明地图中所处的方位。古代中国与日本同属东亚人种，同为农 耕国家，一同使用汉字、同具 “儒教”文脉，有史记载的文化交流历史长达两千 数百年。中国与日本同处东亚汉字文明圈中，是乃确凿无疑。 中国成为东亚汉字文明圈中心文化的原因很多。第一，中国与日本都属于东 亚人种，这个人种分布在中国、蒙古、越南、日本等国家，而中国是东亚人种的 发源地。第二，中国是东亚文化的发源地。中国不仅是汉字的发源地，也是儒家 思想的发源地。第三，中国与日本同在东亚农耕经济地区，而中国最具农耕地理 特点。 日本既不是东亚人种源地，也不是东亚文化源地。同时，不具备典型的农耕 地理特征。这一切成为古代日本文化边缘性的重要成因。世界总体可分为三大区 域：1、平原与河流的农耕区；2、沙漠与草原的游牧区，3、海洋与岛屿的工商 区。一个文化中心国家，其经济特征总与地理环境特征相配合。中国成为农耕型 东亚文明圈的中心国家，是因为它处在特别适合农耕的 “平原大河”地区，而对 于古代日本来说，其虽为农业国家，却不配备典型的农耕地理特点。 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性质不同，中心文化具有强势性、古老性、单一性、与 自生性的特点，而边缘文化则相对具有历史的弱势性、年轻性、复合性与嫁接性 的特点。如论文所述，文化的流动趋势总是从“强势”区域流向“弱势”区域， 就古代中日而言，是从强势的中国流向弱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