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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幸福观：穿上“工装”倍儿幸福 　　上学看成分，找工作看成分，找对象，那更要看成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被写入了1954年的宪法里，全社会都在高唱“我们工人有力量”，而钢铁工人手持钢钎的形象更是被印在了新版人民币上 　　77岁的王国伟又点上一根烟，拿起他老旧的茶杯抿了一口茶，摇了摇头，“那个年代的人啊，没那么多想法，我觉得当时穿着工装，特别是衣服口袋上印有‘首都钢铁厂’几个红字的那种，就倍儿骄傲，倍儿幸福。” 　　1951年，18岁的王国伟进入首钢，那时首钢的名字还叫石景山钢铁厂。同一年，石景山钢铁厂二焦炉建成投产。 　　当年，抗美援朝还在进行，国家需要钢铁，首钢发出了“苦干三年”的号召。“当时依据工人体重、喝水、排尿量计算，一天出的汗能有10斤至12斤。”王国伟如此描述道。 　　王国伟说，在那个年代，工人普遍都有一种以厂为家的精神，苦点累点都是为国家做贡献，是一种工人阶级主人翁意识的体现。 　　那是中国大工业时代的一段幸福时光。“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被写入1954年的宪法里，全社会都在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而钢铁工人手持钢钎的形象更是被印在了新版人民币上。 　　进入首钢的第二年，王国伟的生活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厂里分了房，王国伟头一回住上了自己的房子。首钢当时的宿舍是砖砌的平房，带厨房、炉子，大床铺，十几平方米，水电全免费。二是找到了媳妇。“好待遇、好福利、好名声”让王国伟找对象时也尝到了不少甜头。那一年，王国伟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惠贤。 　　“她是首钢特殊钢铁公司的，也算是首钢人。所以我们共同语言也多，交往可谓是一帆风顺。那个年代，上学看成分，找工作看成分，找对象，那更要看成分。家里穷没关系，而如果成分不好，是‘地主’、‘资本家’，那就不但眼下抬不起头来，而且以后还会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王国伟说。 　　在那个年代，作为一名钢铁工人，虽说在面子上成就感十足，但其实工作起来并不轻松。“确实累！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追求，觉得这样就很满足了。” 　　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在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是其中最鼓舞人心的内容。“以钢为纲”、“钢元帅升帐”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 　　王国伟那时最喜欢的文化生活就是去厂里的文化宫玩，棋牌室、游艺室、活动室、图书室，每周一次的露天电影是大伙最期待的，《地道战》、《地雷战》和八个样板戏，他们看了一遍又一遍，其中的很多情节大家熟悉得都可以背下来。 　　2005年6月30日，燃烧了近半个世纪的首钢5号炼铁高炉熄灭了火焰。王国伟在现场参加了灭火仪式，他说时代变了，现在还有几个人愿意当工人的？ 　　王国伟退休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那个以工人身份而骄傲的年代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隐退了。 　　时代记忆 　　时代语录 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时代偶像 王进喜 　　时代流行 公共食堂，除四害，公私合营，全民炼钢，抗美援朝 　　时代穿着 中山装 　　时代歌曲 《一条大河》 《我的祖国》 《东方红》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时代记号 成分 农村：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城市：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 60年代幸福观：唱着红歌干革命 　　★文 /《小康》记者 谭畅 　　研究光谱分析的大学生谭仲甫，毕业后被分配到带“光”的打火机厂，月薪42.5元，婚房是土坯房。1960年代的幸福感在于唱红歌，在于吃饱饭 　　1963年深秋，位于重庆市解放碑的重庆光学仪器厂新来了个男生，又高又瘦，跟棍儿似的，晒得那么黑，还一脸书生气，多年以后，同厂的老工友对谭仲甫说：“你当年可是太扎眼了。” 　　那一年，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而谭仲甫恰恰来自雷锋的故乡——湖南望城县。他从广东中山大学物理系光谱分析专业毕业后，被组织分配到重庆光学仪器厂，成了该厂唯一的大学生。工友们听说厂里来了个大学生，都围上去看。 　　谭仲甫到了才知道这是一家生产打火机的工厂，厂长很年轻，二十来岁。“为什么光学仪器厂要生产打火机？”他问。“打火机也带‘光’嘛。”厂长用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的表情看着他。 　　在谭仲甫看来，工厂还是相当重视人才的，一进厂，厂里就开出了42块5的月薪，这比普通工人进厂月薪11块钱要多出一大截，此外，厂里还给他买了一张24块钱的木板床，摆放在逼仄的八人间集体宿舍里，非常不协调——要知道，工厂里的工人都睡地下。 　　工厂一共七十来人，没有食堂。每到饭点，工友们就端着饭盆蹲到解放碑跟前吃。重庆人素来喜欢涮火锅，但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往火锅里涮的除了卷心菜还是卷心菜。在一次吃饭的时候，谭仲甫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当时18岁，是厂里的小工。“那时候也没敢多想，就是吃吃饭，吹吹牛，吃完到田坎边散散步。”谭仲甫说。 　　1964年下半年，谭仲甫的光学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