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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文化语境下考察20世纪末的“诗人之死” ——以海子为例 [内容摘要]：诗人之死作为20世纪末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必定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文化语境有着紧密联系。诗歌的边缘化与诗人精英地位的丧失无疑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并且由此而引发的人文精神的没落和诗人诗歌理想的破灭，最终促成了诗人之死的时代文化悲剧。海子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其诗歌理想和创作历程深刻的体现了历史文化语境下诗人和时代的紧张关系和复杂矛盾。本文以海子为例，试从历史文化语境的角度探讨20世纪末的诗人之死，从中获得某些文化意义与现代启示。 [关键词]：诗人之死，海子，人文精神 1989年，随着一列火车从上海关的一段轨道上碾过，年仅24岁的天才诗人海子以这样惨烈的方式自绝于世，整个文化思想界为之一震。当我们还沉浸在对这为年轻诗人哀惜缅怀的时候，痛伤接踵而至，同样是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戈麦跳湖自沉，顾城杀妻自缢，徐迟跳楼自尽，每一个诗人如同流星一样陨落，诗歌的天空顿时黯然失色。如果当时海子的自杀只被当做一个意外的偶然性的个案，那么当一个又一个诗人以自杀的方式向世界告别，那么，排除诗人自身性格等因素外，诗人之死也就具有了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某种必然性和悲剧色彩了。 在这场为诗歌殉葬的诗人群体中，海子无疑最具代表性。在新生代，海子是“最具有无限意识的诗人，他的叙述是直接在当代中国现代化无限发展的文化语境中开始的。”他梦想建立一个真正的属于自己的诗歌王国，“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然而，诗人对于诗歌的驾驭却最终无法抵挡时代对于他的约束，在强大的历史现实面前，任何个体的意志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当现实给诗人以窒息的压迫时，海子不得不走向生命的终结。即使海子在遗书中写道：“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这似乎只是诗人一种临死前自我超脱与宽容心怀的主观意愿。“任何人”其实就是指存在着的现实世界，既然他的死与现实世界无关，那么他的死必定指向一个虚无的理想世界，这便是他梦想建立的诗歌王国，他的死是为诗歌的殉葬，为艺术的献身。然而这便存在一个悖论，假如他的诗歌理想在现实中实现了，他的诗歌王国如其所愿辉煌地建立起来了，海子的生命还会不会定格在那一瞬间？我想，排除一切非理性的因素，海子会继续活下去，尽管他有浓重的死亡情结，但在他生命最为倚重的诗歌理想面前，他心中的天平也会重新衡量。 1、诗歌的“边缘化”与诗人精英地位的丧失： 中国在进入80年代后，经济飞跃发展，城市化进程日趋加快。但在这一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人文精神的建设却被严重忽视，造成了经济对文学、艺术的巨大挤压。文学，尤其是诗歌，在社会生活中日趋边缘化。文人的经济地位，较之作为经济建设基础的市民阶层而言，有着明显的差距。而市民阶层作为一个勃兴的阶层，掌握了经济也就掌握了话语的权利。文学的边缘化过程，说道底，其实就是话语权转移的过程。在文学边缘化的现实下，诗歌同样难逃其历史命运。随着工业文明的崛起，诗歌丧失了其原有的地位。在其它文学样式在商业文化的浪潮中纷纷找到自身出路的同时，诗歌却陷入了更加边缘化的地步。这种边缘化态势直接表现为诗人精英地位的丧失。在晚清以前中国可以说是个诗人的国度，儒家早期经典著作便将《诗》列入五经当中，科举考试中对诗的重视也使创作诗歌和欣赏诗歌成为文人所必须具有的基本技能，而诗歌也被赋予了“以言志”的重任。诗歌和诗人都处于社会的一个制高点上。它们之所以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原因在于文人掌握着话语权，甚至可以说，是诗人掌握着话语权。80年代后，随着中国政府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新兴起来的市民阶层，它的崛起过程就是话语权逐渐由知识分子精英文化过渡到以世俗文化为主体的市民文化的过程，在这里，文人包括诗人失掉了其原有的精英地位。 由于有了80年代前期诗人和诗歌群体辉煌扮演“文化英雄”的光荣记忆，90年代诗歌向着社会和文化边缘的滑落，就更让人唏嘘不已。“诗歌既不能满足大众群体的消费需求，也难以符合一些批评家的对抗‘现实’的批判性功能的预期”，甚至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诗人在现代社会中的“业余”身份，此时成为“通例”。诗歌的滑落趋势，诱发了新诗的“信用危机”，新诗的价值和其合法性再次被怀疑。当先前一直扮演着文化英雄角色的诗人突然之间经受命运如此巨大的落差，诗人和读者面前横亘一条巨大的鸿沟，诗歌创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狭隘之地，诗歌和诗人的存在成为一种尴尬。 海子作为一个为诗而生的天才，他在短短几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诗行，每一个字都凝结着诗人最本真的生命体验，可以说，他的生命与诗同行。没有了诗的召唤，生命就会失去回声。较之于诗人群体在社会地位中遭受的冷淡和被忽视，海子作为其中一份子，他的诗歌不仅在当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