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区张氏谱系的建构及其渔民化结局.PDFVIP

鄱阳湖区张氏谱系的建构及其 “渔民化”结局 ——兼论民国地方史料的有效性及“短时段”分析问题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梁洪生 一、必要的说明和本文关注的问题 2004 年春季，笔者指导两名历史系本科生做毕业论文，其中一位姓殷（以下 简称小殷），家住江西星子县城。期间他回到乡村收集资料，在外祖父的遗物中 找到一份“前清时期星子范围内各姓氏河港交叉承管顶纳湖课的册籍”手抄本， 一共87 页，毛笔书写，一笔不苟，是十分罕见的鄱阳湖区清代渔户湖课登记册 抄本。其外祖父还手抄了7 份鄱阳湖区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处理捕鱼纠纷的协议 书，并保存了1946 年和1988 年修成的两部家谱。 当笔者进一步细读那批反映渔民生活变迁的文献资料时，感到内涵很丰富， 涉及的时段较长，很有深入探讨的空间。于是我在第二年春节由小殷陪同，去星 子县蓼花乡濒湖村庄及新、老行船水道实地考察，并对小殷的父母和舅舅们作了 访问，最后还到星子县档案馆和渔政管理部门查阅档案。此后，笔者写成《“私 业” 与“官河”之辨——对新发现的鄱阳湖区渔户历史文书的解读》一文，2005 年于芝加哥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AAS）57 届年会上宣读。该文后来几经修改， 最终于2008 年《清华大学学报》发表。① 该文及本文所依赖的主要资料来自民间的存藏，而对于这批资料的保存者同 时也是其中部分文字材料的生产者张绍强（即小殷的外祖父），就很有必要先加 介绍。张1934 年出生于星子县蓼南乡楢树咀村，其父即以捕鱼为生。到1949 年 时家有水田4 亩，旱地13 亩，所以在1950 年代初“土改”时划为“上中农”成 份。张绍强读过私塾，记忆好，会算术，颇有主见，所以在 1950 年就参加了配 合土改的土地丈量工作。次年，17 岁的他就担任了一个小乡的乡长。1953 年因 为和县政府下派的工作组长意见不合，加上账目不对，因而以“经济问题”判刑 入狱3 年。1956 年出狱，不久又担任了村里的会计，并且会修柴油机，会唱歌演 戏拉胡琴，所以在“文革”动乱中虽然难免挨整的命运，但还是留在“宣传队” 里演了3 年戏。1975 年，蓼池村打造了一艘20 吨的机帆船，由他担任驾驶员。 1978 年，他又被乡政府调任村主任（相当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长）。到 1981 年退职，自己打造了1 条50 吨的机帆船搞运输。6 年后，他将机帆船转售， 移居老家楢树咀村，承包了一片湖面养鱼。1988 年，星子县张氏新修家谱，张绍 强在谱局主持日常事务，得以整理一批家族文献，熟悉乡族掌故。此外，还开始 自学中医。张绍强去世后，依然归葬于楢树咀村背山。 不难看出，张绍强首先是一个渔民，也是一个粗通文化，有才艺，生存能力 很强的乡村精英人物；有准官员资历，但又不是共产党员；另外，又是 1980 年 代初期率先在乡村发家致富的“个体户”。他晚年热衷家族事务，而且有显而易 见的号召力。2000 年8 月和10 月，他先后写了《关于三张整顿公共事业情况的 汇报》(以下简称《汇报》）、《关于三张传下祖业——河港和玉京山的综合材 ①梁洪生：《捕捞权的争夺：“私业”、“官河”与“习惯”——对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解 读》，《清华大学学报》2008 年 5 期。该文对中国渔业史和渔民生活史研究的学术史有详细 回顾，读者可以参考。 料》等两份文字材料，交给自己的家族—— 自称为“三张”的一批议事人。尤其 是后一份材料，重点对张氏家族资料“证据不力”等问题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 开座谈会回忆，到政府管理部门查找正式的档案文件，以及“万一找不到原始材 料，也可按祖传管理范围，通过仿置（制）正（整）理似原始材料，上谱”。最 后，他还附上一份“祖传河港习惯作业区域沿岸地址”，一共写明63 处地名， 涉及鄱阳湖沿岸4 个县范围，南北流经长度接近70 公里。20 世纪以来鄱阳湖区 一批渔民为获取更多的渔业资源，以捕捞区域为主的生存空间争夺跃然纸上。同 时，也非常鲜明地映照出张绍强的性情和个人魅力。仅隔5 个月，张即因心脏衰 竭去世，终年67 岁。 对于张绍强及其家乡一批族众的渔民身份确认，也是把握和解读这批民间文 献的重要前提。所谓“三张”，是指居住在星子县东南蓼花池边的板桥张、楢树 咀张、咀上张等 3 个张姓村庄。蓼花池水面面积约 314 平方公里，现今为蓼南 乡、蓼花镇、华林镇等3 个乡镇所环绕。在鄱阳湖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