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docVIP

　　简论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 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文化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0—30），在这样的背景下，陶云逵能同时得到双方的肯定，的确耐人寻味。笔者认为，这或许与他独辟蹊径，选择了一条既不同于燕京学派也不同于史学的学术道路有关。　　在这场论辩中，傅斯年和顾颉刚认为，在抗日形势如此危难的情况下，应以国家利益为先，尽量回避使用“民族”概念，对内不区分民族，对外只说“中华民族”。费孝通（参见周 摘要：本文通过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这一个案，来梳理德国“文化”概念经过中国学者的深思和运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历程。作为第一位运用“文化”理论进行实地经验研究的中国学者，陶云逵在实证研究中深思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理由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作用，而且构成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本文跟随陶云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脚步，呈现他在文化理论和策略论上的探索，并试图指出，陶云逵对“文化”如何制约“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提出有力的现实和历史证据。 　　关键词：文化 国家 历史 volksgeist 陶云逵 　　本文所要介绍和论述的人类学家陶云逵，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科学界而言是相当陌生的。和大多数已经被遗忘的名字一样，陶云逵曾经给1940年代中国学界带来的震撼，在今天几乎见不到任何涟漪。重新“发现”他的理由，在于他是第一位运用“文化”理论进行田野实地研究的中国学者，他在实证研究中深思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理由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作用，而且构成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通过陶云逵对“文化”的理解和运用，本文将重新深思“文化”在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对社会科学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可能的探讨。 　　一、陶云逵的学术人生 　　陶云逵出生于江苏武进一个士大夫家庭，自幼受到传统书画艺术熏陶，后在南开大学接受现代教育，1927年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师从当时欧洲著名体质人类学家费舍尔（Eugen Fischer）学习人类学。但是，费舍尔的研究越来越服务于纳粹帝国的种族主义运动，为陶云逵所不满。于是陶云逵在其关于华欧混血儿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反对导师的立场，认为文化与精神的关联要强于基因与精神的关联，甚至，他在回国后更是放弃了体质人类学的主题，转向了社会与文化研究。 　　1934年，当陶云逵学成归国之时，正逢中国社会科学蓬勃生长的阶段，德、法、美、英等西方国家不同学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由写论文的好帮手.zbjy.提供,.术脉络的研究成果或思想，通过国内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许多有留学背景的研究者的介绍和发挥，开始交汇成中国早期学术思想的潮流。陶云逵很快投身其中，成为将德国民族学与中国田野研究相结合的第一位中国学者。陶云逵受李济引荐，于1934年至1939年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研究员，在云南进行田野调查；1940年开始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正如其同事瞿同祖（1944：6）所认为的，这一时期的陶云逵在两个方向上有了更明确的意识，一个是宗教研究，另一个是对文化理论的讨论。1934年至1944年，其实是陶云逵学术人生的高峰阶段，他的主要作品都产生在这一时期。随着边疆人文研究室工作的展开，陶云逵在云南学界很快声名鹊起，被称为“云南通”，不仅受到史语所的重视，也受到了燕京学派吴文藻与费孝通等的关注。当时抗日战争处在艰苦胶着阶段，史语所的领军人物傅斯年和顾颉刚因“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已经与燕京学派形同决裂（周文玖、张锦鹏，2007：20—30），在这样的背景下，陶云逵能同时得到双方的肯定，的确耐人寻味。笔者认为，这或许与他独辟蹊径，选择了一条既不同于燕京学派也不同于史学的学术道路有关。 　　在这场论辩中，傅斯年和顾颉刚认为，在抗日形势如此危难的情况下，应以国家利益为先，尽量回避使用“民族”概念，对内不区分民族，对外只说“中华民族”。费孝通（参见周文玖、张锦鹏，2007：24）则认为，不应把国家与民族划等号，要谋求政治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民族团体之间的界限，而是要消除因这些界限引起的政治不平等，要从健全自身的社会组织开始做起。 　　陶云逵虽然此次未直接参与到论辩之中，但是他与费孝通之间却在“文化”理由上早有争论。费孝通在回忆中曾说，他与陶云逵两人师承不同，因而见解也不同，德国学派注重历史、形式、传播，解释相异之处，英国学派注重现代、功能、结构，注重相同之处，“德国学者不肯相信文化不过是满足凡夫俗子平常生活的工具；英国学者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