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主体基本素养-中南大学网络教育学院.doc

写作训练 训练1： 1、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葛红兵于《芙蓉》1999年第6期发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作者在文章开头就质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什么样的遗产？在这个二十世纪的时间段里，我们能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吗？能找到一种伟岸的人格吗？谁能让我们从内心感到钦佩？谁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导师？”接着，作者自我回答：“很遗憾，我找不到。我宁可认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是王实味、遇罗克、张志新、顾准……虽然他们当中有的人可能一生都没有写什么文学作品，可是他们的人生就是一篇完美的诗章，他们写出这样的作品，难道不能叫文学大师吗？”依照这样的逻辑，作者逐一抨击了中国现当代文坛的多位名家大师，然后提出以下结论： 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总体人格形象不佳，是一份反面意义上的人格遗产；中国在二十世纪没有出现类似于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福克纳这样的具备独创性的文体家，也没有在文学表现图式的意义上可以认为是经典的作品；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家以他们的文学作品做喇叭，心甘情愿地做传声筒，可是一方面他们没有把国人喊醒，另一方面“真正的文学”也没有来得及搞。中国现当代文坛上那些闪耀着光芒的名字，几乎无一能避免这篇《悼词》的指责攻击。鲁迅——“发生在他留日期间的‘幻灯事件’，已经成了他弃医从文的爱国主义神话，然而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他不是怯懦吗？”“一个号称为国民解放而奋斗了一生的却以他的一生压迫着他的正室妻子朱安。因为童年长期的性格压抑以及成年以后长期的性压抑，鲁迅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儿性变态……仔细想一想难道鲁迅的人格真的就那么完美吗？他为什么在‘文革’期间成了唯一的文学神灵？他的人格和作品有多少东西是和专制制度殊途同归的呢？他的斗争哲学、‘痛打落水狗’哲学有多少和现代民主观念、自由精神相同呢……”沈从文——“他解放以后曾经揭发他的学生萧乾和帝国主义有勾结”。萧乾——“同样也揭发他的老师，以至于沈从文临死都不能原谅他，不要这个学生参加他的葬礼。”老舍——“他的死仿佛证明了他的清白，可是我们要知道，他的死不是对现实的抵抗，相反是对现实妥协屈从之后依然得不到现实的认可的产物。”钱钟书——“钱钟书这样的人，他在‘文革’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呢？他实行的是乌龟哲学、鸵鸟策略，他假装专心于学术，对周遭正在发生的惨无人道的事情视而不见，强权之下，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人格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有什么资格做‘文化昆仑’？如果这样的人也能算是‘文化昆仑’，那么我们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巴金——“他写了一份忏悔书，我们就原谅了他，重新拜倒在他的脚下。”周扬——“他只是检讨了一下，我们就认为他真的是好人了。”除了上述诸位，对另外一些作家《悼词》也重炮轰击：“端木蕻良对萧红，杨骚对白薇，矛盾对孔德，都是始乱终弃的典型；郭沫若面对强权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敢保护，这样的人我们能希望他有什么信念？什么意志？他能承担什么？能抵抗什么？又能维护什么？” 葛红兵的这篇《悼词》如一块石头，在文坛激起很大反响，很多文章认为他立论失据，结论错误。《文艺报》在刊出批评专版时发表《编者的话》，指出：“回顾和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责任，但我们需要的是建立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基础之上的、真正的学理批评。”黑白的文章也指出：“葛文其实也是试图对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做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比如中国文人的文化品格问题。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正是他无视历史的内在逻辑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他对问题的分析与判断，孤立地看待某一件事情只能导致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荒谬的结论。事实上，中国文人的文化品格与中国文学的品格的确是一个值得所有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思考与关注的问题，但却不应该是葛文的这种关注方法。” 请分析葛红兵的论点、论据和文风，写成评论。 训练2：请对以下五位作家的话进行思考，并以《也谈为什么写作》为题构思一篇短文。 中国台湾作家陈映真：“写作是为了使那些绝望的人重新充满希望，让那些因失败受挫的人重鼓斗争的勇气，使受凌辱的人重获自由与尊严。”“我写作为的是人类解放，消除不平等、非正义、贫困和解放无辜者，消灭一切形形色色的精神与物质的压迫。” 中国台湾旅美作家白先勇：“我写作，是因为我愿把内心深处无声的痛苦用文字表达出来。” 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兹·萨冈：“问我为什么写作，我的回答是：它使我着迷。” 荷兰小说家、诗人泰·诺特布姆：“写作，对于我来说是对世界的思考，是进行思考的最佳方式。每当我停止写作时，便感到头脑恍惚，不知所向。没有为思考而进行的写作，我的生命就不属于我自己。” 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我写作，为了使我的朋友们更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