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困局与出路：新闻传播学术理路探微论文.docVIP

　　谈困局与出路：新闻传播学术理路探微论文 困局与出路：新闻传播学术理路探微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困局与出路：新闻传播学术理路探微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传播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摘要】新闻传播学术困局内含两种知识旨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这也是现代知识的基本矛盾。董天策教授由于具有跨学科的基础和视野，其切问致思常能将微观的个人学术深思、中观的专业学术格局、宏观的思想知识谱系三者穿透勾连，极具启发性。以其新著《理由与学理：新闻传播论稿》为分析对象，对其新闻传播学术理路做简要的梳理和透视。 　　【关键词】董天策；新闻传播学术；困局；范式；理由意识；现代性 　　评价一位学者的标准是多重的，但在笔者看来，核心不外乎二者：一是从专业视域看其是否具有独到的理由意识和学理贡献，进而在纵向上推进学科的发展；二是其研究是否超越了学科界限，而推进到更为宏阔的思想（知识）坐架中做横向的勾连和定位。 　　董天策教授从1989年开始致力于新闻传播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8部专著、发表200余篇论文，就理论和实务方面的许多重要理由都做过深入探讨，同时又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媒介批评等方面做了不少卓有建树的工作……可以说，他的学术生涯与最近20多年来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与学术之发展历程，互相伴生、互为参照。然而，这样一位领域内“专家”却起步于唐宋文学，复又取得文艺学博士，因而其新闻传播专业著述不时透露出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底蕴。他的专业深思总能在宏阔的思想史背景与纷杂的生活世界前景之间自由穿梭，因而独具深广的看视维度和凌厉的批判锐度，这在当代新闻传播学者中并不多见。 　　2012年底，董天策教授的新著《理由与学理：新闻传播论稿》（以下简称《论稿》）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了他从2004年至2011年的73篇论文、访谈，涉及新闻传播学术多个面向，极具代表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书“引论”部分，董教授就新闻传播学术的基本困局、致思路向、学理规范和新闻传播学者的身份认同等都做了透彻论述。在此种反思下，书中各单篇文章便相互生发为一种内在的体系性，借此体系性，我们可以摸寻其学术深思的基本理路，亦可沿此理路透视新闻传播学术的一些基本理由。 　　新闻传播学术困局 　　《论稿》开篇即点出我国新闻传播学术面对的诸多理由：学术水平不高、学理规范失据、创新能力有限、人困局与出路：新闻传播学术理路探微论文资料由.zglinistrative research）与反思性的批判研究（critical research）之间存在分殊，此一分殊后经罗杰斯、沃尔纳等学者的书写得到进一步强化。批判学者常批评实证学者将物理科学的策略用于人类和社会，忽视了媒介背后所有权和制约权的重要性；而实证学者也指责批判学者没有提出证据就做出结论，用争论代替学问而难以产生新知识。[4]1983年、1993年两年，美国《传播学季刊》先后发起“领域的骚动”（Ferment in the Field）和“领域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Field）两场争论，传播学的范式危机更加凸显。[5]随着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范式危机不仅“横移”到汉语传播学界，更外化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持久争吵。在董天策看来，“范式”的义涵不能局限于研究对象与研究技术，而要深入到研究立场和主体视域。他认同哈贝马斯在《认识与兴趣》中关于“社会科学三类型”的划分，即按照技术旨趣、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将科学分为经验分析科学、历史阐释科学和批判的科学。[3]传播学经验学派近于以技术旨趣为导向的经验分析科学，而批判学派则近于以实践和解放旨趣为导向的阐释科学和批判的科学：经验学派“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策略与策略，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而批判学派则着眼于从不同视角打量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着重研究传播现象的阶级性、历史性与社会性，尤其重视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体制、传媒文化工业、传媒与权力等根本理由的批判性考察和深层分析，追求的是价值理性”。[6] 　　应当看到，传统的“经验学派”“批判学派”二分法，对于不同学科、地域的传播学各支流无法做全面细腻的展现，故而对传播学范式是二分、三分抑或四分，以及据何来分，国内学者有不同的意见。[7]不过，二分法却基本彰显了传播学内部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甚至，董天策对“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两种旨趣的分殊，置于新闻学中也仍然有效：新闻学中的实务主义、工具主义倾向与人文主义、专业主义倾向之间的矛盾，亦复如此（只是传播学中的经验学派比新闻学中的实务化的“经验之谈”更具现代科学研究的典范性和严谨性）。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其症结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