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董离职潮：反腐时代的新风景.docVIP

独董离职潮：反腐时代的新风景 　　这是一场始料未及的离职潮。 　　处于风口浪尖的，是各大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从2015年第四季度以来，教育部掀起一场高校独董的监管风暴。春节前后，润和软件、华信国际、豫金刚石等多家上市公司的高校独董集中辞职。 　　仅三个多月，便有超过300名高校独董离职，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威合金独董石佳友，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主任、阳光照明独董林维，山东大学机械学院数控中心主任、弘讯科技独董张承瑞等。随着清理力度的加大，这个名单还会加长。 　　在人们的眼中，高校领导是“天之骄子”，他们学历高、能力超群、待遇优渥，为何教育部疾风劲吹，欲将这个群体“排除”在独董之外呢？ 　　在正风反腐的狂澜下，权力的笼子扎细扎紧。中国经济将面临何种震荡与重构，独董制度又将何去何从？ 　　高校独董的“软肋” 　　独董是开放和市场的舶来物。 　　借鉴美欧，自2001年起，中国大陆实施独董制度。三年后，中小板开闸，特别是2009年创业板推出后，A股上市公司数量迅速增加。 　　有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2日，A股上市公司中，共设独董职位近9000个，有近3000位独董由高校在任或曾任教授兼任，占比接近1/3。 　　从北大、清华到普通高校，数以千计的高校人员“下海”，走上公司独董岗位，其中不乏校长、院长、系主任，他们少则兼任一两家独董，多的五六家。 　　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刘亚，在2009年1月到2014年12月期间，兼职六家上市公司独董。刘亚的同事汤谷良，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担任领导期间，是四家上市公司独董。 　　担任独董职务，收入的确可观。据不完全统计，上述独董中，平均薪酬为68050元，最高薪酬达每年25万元，有的独董年收入甚至超百万元。上文提及的刘亚，担任独董共取酬126.6万元；汤谷良兼职独董，共取酬人民币152.9万元，港币120万元。 　　上市公司导入独董制度，尤为青睐高校人员，一是考虑高级知识分子的加入，有利于提升公司形象；二是一般有专业，或在财务法律方面，或在工科某个领域有专长，能为上市公司的经营、业务发展、战略决策提供咨询，更有利于履行监督的职责。 　　但是，在实际运行中，高校独董却遭到诟病，权钱交易、独立不足、作用虚置等问题，成为“软肋”。 　　首先就是“权钱交易”问题。担任独董者，多为高校党政领导干部。他们一般手握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上市公司邀请其兼职，与之建立联系，通过“五花八门”的手段给予好处，就能干扰高校招生、基建、教学、科研等诸多环节的正常运行，甚至涉及利益输送。 　　众所周知，之前落马的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在招生过程中因受贿千万元被查处，就曾担任七家公司的独立董事。这些企业经营内容，涉及网络技术、交通、数码科技、商业银行、基金管理等多个领域。 　　到底凭借什么，蔡荣生能成为这些公司的独董？难道是因为在这些领域都有专长？显然，还是因为手中掌握着招生权力。 　　在高校独董和上市公司之间，还有一些“中介交易”摆不上桌面，却又不言而喻。比如，一些高校教师，因为具有专业的理论研究素质，在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担任咨询委员、兼职顾问等职务。 　　还有一些人兼任多个学会、政府专家委员会的社会职务，在中国卫生法学会、中国法学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医师协会等组织担任常务理事或专家，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因为看中了这些重要资源和社会关系，为增加对行政权力特别是政府决策的影响，很多上市公司网罗了此类人员担任独董，高校人员也乐得装糊涂。而暗中进行的“中介交易”，无疑增加了资源换利益的违规风险。 　　此外，还有“不谋其政”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在近9000个A股上市公司独董职位中，有1824位独董在三家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933位在五家以上任职，更有六人身兼八家上市公司独董职务。 　　据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副主任、EMBA中心主任徐经长，至少兼任宝莱特、奥康国际、北京城建、北新建材、全聚德、荣之联六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横跨房地产、餐饮业、纺织服装、医疗器械、信息服务、建筑材料业，被网民称为“最牛独董”。 　　问题是，作为高校独董，真有能力有精力，既要顾上那么多的兼职，还要履行教书育人的本职，能对得起学生，对得起学校的那份薪水吗？按证监会规定，独董兼任的上市公司，最多不得超过五家。 　　有专家直言不讳，即使这些独董本身具有管理知识，但平时并不直接参与公司治理，与管理层信息不对称，且理论知识与实践有差异，最终只会沦为知识型的“花瓶独董”，难以真正履行监督职责。 　　还有多位业内人士指出，高校独董拿着十几万的年薪，只需一年开几次会，很多人连董事会都懒得参加，钱却照拿不误。不少人出席董事会，就是投出赞成票，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