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李工真先生访谈录.doc

武汉大学李工真先生访谈录 2010-03-04 21:38:47作者：chendongmei0102 来源： 浏览次数：7 网友评论 0 条 --------------------------------------------------------------------------------------------- 摘要：和知名教授一起探索历史的动机！ 问：您在1978年进入大学校门之前，先后当过一年半知青、八年理发师，现在您如何看待那段经历？ 答：我的看法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我生活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我父亲在武汉大学、在全国都是很有名的数学家。小时侯我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当我知道时，他已经被打倒了，是武汉大学的重点批斗对象、“最大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开始时，我初一尚未读完，学校停课，在家里玩了两三年。但珞珈山的小孩和别处小孩玩得不一样。我们这些孩子的父母都被打倒了，彼此之间没有歧视，能玩到一起，家里有什么书，大家都拿来交换，形成非常奇特的文化交流环境。那时家家户户都往外扔东西，所谓“封”、“资”、“修”一类的东西，如西方唱片等，我们一帮孩子就捡起来，所以珞珈山的孩子当时个个都会欣赏音乐，尤其是西方古典音乐。在那个残酷的年代，我们创造了一片小小的“自由天地”，这对我们太重要了。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思考问题了，而且有很强的逆反心理：说这些书籍、唱片不好，到底有什么不好？所以我想，“文革”是一场浩劫，应该否定；但是如果没有“文革”这场浩劫，也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我们在“文革”中创造的这样的小环境，是对“文革”的不满，也是对以后改革开放的支持。1968年我到湖北省公安县插队落户，1970年招工回城，在汉口江汉路上的“南京理发厅”当理发师，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阶段。理发师要同很多人打交道，和各色人等聊天，不仅能训练人的思维，而且能培养对社会的观察力，所以理发师都很聪明。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晚上我一个人住在理发店里，没有人和我讲话，就自己和自己讲话，大声唱歌，拉小提琴，找书看。我妈妈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工作，借书比较方便。除较高深的自然科学书籍外，当时出版的所有世界名著我都读过，包括历史、哲学、艺术、政治等方面的著作，连演艺艺术类的书（如有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书）都看。八年时间，我不知看了多少书。那时我们看书的动机也和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只是觉得需要丰富自己。后来我搞人文科学，觉得“文革”那几年我没有白过。我相信现在的大学生对社会的了解不如我们这批人。我们是先读了一个社会大学，然后读正规的大学，正是这段经历造就了我这个人。 问：我听说您的母亲原来是研习康德哲学的，您的父亲李国平先生是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之一，一级教授，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数学家。从理发师到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导，您的家庭对您的成功之路有什么影响？您的学术之路有哪些宝贵的经验？ 答：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我始终认为妈妈比父亲重要。小孩子第一个最依靠的人是妈妈。妈妈的举手投足，会直接影响到孩子，妈妈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爸爸经常漂流四方都不要紧，只要妈妈知书达理，孩子就会走得比较正。妈妈不一定非要有很高的文凭，但在做人、看事方面要有一套。孟子的妈妈也没有多少学问，但知道孩子的成长需要好的环境，为儿子搬了三次家，这就是有见识的母亲。随着孩子长大，有了一定的独立性，父亲的作用就更重要了。比如到你17、18岁了，将来应该干什么事情，应该怎样奋斗啊，这时候父亲的作用就更大了，这就要看父亲的水平了。我妈妈是学教育哲学、懂教育的人。有些人写文章，写李国平和他的儿女们，好像我们是父亲教育出来的，错了，是妈妈教育出来的。1978年我决定参加高考，准备报考理科，学数学专业。我父亲是数学家，我们一家人都是搞理科的，很多人认为我肯定考理科，但实际上我很心虚。我只读过一年初中，我的数学很好，但物理、化学没学过，自学时就很茫然。在这关头最重要的人是我妈妈。我妈妈讲：如果我是你，我就不考理科，考文科，搞自然科学学习要讲究连续性，“文革”十年对你来说已经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而选文科，“文革”十年的苦难对你很可能就是一笔取之不尽的财富。我恍然大悟，马上决定考文科，结果非常顺利。后来我们这批人，凡是搞文科的基本上很不错，“文革”的苦难造就了我们的精神财富。中国过去的思想意识形态都是很死板的，我们读大学时，老师都是很教条的。但是，我们在社会上看多了，不教条，在文化上就比较有创造力。我父亲给了我很多有益的教诲。1978年我考上武汉大学历史系后，父亲勉励我，说真正的学问不是靠老师教出来的，是靠学生自己钻研出来的，唯有能自学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家。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商品经济大潮已经袭来，父亲告诫我：做学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