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检察官的五年光阴.docVIP

卧底检察官的五年光阴 　　五年光阴，往返多个城市，行程上万公里，四度卧底，小贩、快递员、的哥、司机……抓到犯罪嫌疑人那一刻，王旭光冲到走廊边的阳台上，用尽气力一顿长“嚎”，憋屈、心酸、煎熬等各种情感一股脑被释放喊出“逃跑”这个念头，在黑龙江省东宁县财政局企业股股长的周建功脑子里“琢磨”可不止一日、两日了。倒弄的生意接连失败，再加上好赌，数次被人追上门要债，这几年欠下的“高利贷”已有几十万元。 　　2003年8月，周建功下了狠心：既然跑，就“整”走一大笔钱。彼时，东宁县财政局企业股股长的身份“助”他轻易挪出了200万元公款。不过，他留了个心眼儿，只揣走一部分现金。临行前，他托小姨子给妻子捎去了50万元，作为女儿的抚养费。 　　周建功打车至边境绥芬河某银行，取走了剩下的钱。继续打车，前往牡丹江火车站。原本计划坐火车跑，最后还是打了辆出租车，一路奔向哈尔滨，而后的轨迹，戛然而止…… 　　以上，是东宁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李晓林和检察官王旭光于2011年4月接手此案时，翻阅8年前的老卷宗，展现出的全部线索。 　　对B级逃犯启动“卧底”计划 　　“这个案件发生在2003年，财政官员携巨款出逃，案件的社会影响很大，当时200多万元在东宁就是富豪了，在当时的北京也能买好几套房子。”反贪局长李晓林回忆说，案发后，省、市两级检察机关均派员指挥参与抓捕工作，但由于案情复杂，一直未能破案，周建功被列为公安部B级逃犯。 　　作为四次荣获“全国先进院”的东宁市检察院，各项工作都位于全省各个检察院前列，唯独周建功潜逃多年，迟迟不能归案，让东宁市检察院几任领导憋着口气，始终未放弃对周建功的抓捕工作，但狡猾的周建功毫无踪迹。 　　东宁市检察院检察长孙艳林告诉《方圆》记者，职务犯罪嫌疑人一旦潜逃，其隐蔽性就很强，追逃工作往往会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要面对各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不创新追逃方法的话，难见成效。 　　2011年，东宁市检察院反贪局开会梳理研究追逃工作，“意志顽强”“身体底子好”、“有一定阅历和社会经验”的年轻检察官王旭光被“看中”，检察长孙艳林再三权衡后，决定将追捕周建功的重任交给王旭光。 　　此时距周建功潜逃已经八年了，在整合老卷宗的基础上，李晓林、王旭光重新梳理了案情，排列了一张以周建功为中心，包括其妻儿、父母等亲人、朋友在内共计13人的关系网。在这张大网中，周的妻子、女儿生活在东宁，但多年来，周一直未与妻子联系过。在周建功潜逃的第三天，妻子便将其留下的50万元现金上交至东宁县检察院，紧接着又到当地法院起诉离婚，意图很清楚：撇清关系。 　　这一次，孙艳林和李晓林酝酿决定，换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工作方式――让王旭光“卧底侦查”，以寻找突破口。追逃小组把目标锁定在了远在大连庄河农村的周建功父母身上。年关将至，王旭光利用过年这个特殊时期赶往大连，卧底生涯由此开始。 　　“一开始，没想着去卧底，老觉着坐等线索不是办法，就想着得动起来。 去之前，考虑过各方面的因素，比如到大连庄河地区后，以什么身份乔装，如何接近周建功的父母，在外地碰到突发情况如何应对，卧底万一露馅怎么办，这些都是要考虑的现实问题。”王旭光回忆说。 　　庄河“小贩” 　　周建功父母住在庄河市某乡村一条南北向的纵街上。2011年12月份，临近年关，在当地检察机关配合下，王旭光借了一台民用牌照的车，在车上观察周家周围的情况。观察几天后，王旭光觉得“距离”还是有些远，而且长时间坐在车上会腰酸腿疼，他想离周父母家再“近”点。 　　这是一个人口大村，正街上有一个集市， 有店面、商铺、推车，各式各样商品买卖，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小时候，王旭光家里开过商店，他帮父母卖过东西，于是灵机一动，他决定伪装成“小贩”。王旭光雇了一台农用拖斗车，到大连市的水果批发市场进一些水果和小食品，然后放在农用车后斗上，配上一台电子秤，得心应手地卖起水果和小食品来。 　　王旭光选择在离周父母家三十米的位置停车卖水果，中间隔有两三户人家，不敢靠得太近，怕引起警觉；同时白天又可以清楚观察到周父母家的动静。“村民爱讲价，苹果、香蕉等各类水果进价多少，卖出价多少，都得记在脑海里。”在王旭光印象中，周父光顾过两次买水果，周母带着一个几岁的小女孩买过几次方便面和火腿肠。 　　下午，集市陆续收摊，王旭光必须得“撤”。下午4点后，王旭光会把水果收拾进车后拖斗里，用棉被给包好，将车开到镇上去吃一碗面条。傍晚6点，东北乡村已经全黑，王旭光再开回村，将车在周父母家斜对过的一片菜园里“藏”起来。 　　车前驾驶室里安装了一个DV，冬天冷，王旭光长期在车上“猫”着，有时太困了就打个小盹，醒后鼓捣DV看录像，生怕遗漏重要的细节信息。一个傍晚，王旭光在周建功父母家附近侦查，邻居家院里的狗突然叫了起来，此后，只要下车王旭光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