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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背景下就业风险研究评述 　　摘要：就业风险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领域，新常态背景下控制就业风险将是“十三五”期间的重要任务，也应当对就业风险影响因素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本研究对现有就业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了评述，为今后的研究思路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新常态 就业风险 影响因素 　　一、引言 　　目前，我国已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在“十三五”规划中也明确指出：“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可见在此背景下，合理控制就业风险、稳定并扩大就业对我国平稳度过新常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言都显得至关重要。 　　多年以来，就业风险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内容，众多学者对就业风险进行了丰富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得出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结论。要想在新常态背景下更好的控制就业风险，就应当对可能影响就业风险的因素有更好的把握，也需要对就业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本研究旨在通过对现有就业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梳理及分析，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思路性的借鉴。 　　二、研究思路 　　在经济领域，风险代表了投入与产出之间的一种不确定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风险表现为收益或代价的不确定性，伴随着风险可能带来损失，同时也可能获利，狭义的风险则主要表现为损失的不确定性，没有从中获利的可能性，本研究的风险主要指狭义的风险。 　　就业一直都是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一环（凯恩斯，1936），而就业风险一直都被认为是可能对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一个重要变量。就业风险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唐海燕，2008；黄波，王楚明，2010）：微观层面就业风险是指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就业意愿的劳动者未能使其个人能力与工作岗位进行理想的结合造成的经济社会损失的可能性；宏观层面的就业风险主要指国家或地区整体就业形势的不确定性给宏观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本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近年来宏观层面就业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综述，并将 就业风险分为经济增长、城市化、汇率、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及进出口贸易等前因变量，对现有研究中这些前因变量对就业风险影响的研究分别进行综述。 　　三、按影响因素分类的就业风险研究综述 　　（一）经济增长对就业风险影响的研究 　　通过不同方法得出的大多数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效应是逐渐下降。通过就业弹性测算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带动的就业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两者同时增长的情况（邹薇，2003；气蔡防、都阳、高文书，2004）。还有研究表明与美国相比中国不存在动态的奥肯定律，产出与失业之间没有稳定的关系（张五六，2012），尽管我国二、三产业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存在一致性，但是就业效应还是下降的（姜魏，2005）。基于面板数据的分省份动态奥肯模型测算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负相关（魏瑾瑞，2012）。基于我国二元经济体质构建的奥肯定律结论显示，虽然我国经济增长率对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影响十分明显，但城镇失业率的变化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在统计上不显著。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得出不同结论。有研究认为就业增长的数量效应小于其质量效应，经济增长所带来总劳动工时的增加可以实现实际就业量的增长（袭玉泉、袁志刚，2002）。还有研究认为从长期看来中国并不存在经济增长率高而就业增长率低的情况（邓志旺，蔡晓帆，2002）。如果从短期来考虑产值变化对就业影响的研究表明，如果考虑到产值变化对就业的滞后影响，那么二、三产业的长期的就业弹性实际上并不低（丁守海，2009）。还有研究发现，由于政府的大规模投资行为，使得国有企业吸纳就业份额在稳定我国就业市场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孙文凯，2014）。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很多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这也使得大学生、二代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对于就业有了更高的期望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就业难”现象，产生了局部就业风险（赵素琴，2013；朱明骥，王晓妍，2014；苏毅清，林东坚，王志刚，2014）。 　　（二）城市化对就业风险的影响 　　总体而言，大多数研究普遍认为城市化水平对于扩大社会就业总量和城市就业是有利的（杨宜勇，2000；刘伟德，2001；王红梅，2009；曾令华，江群，黄泽先，2007）。通过城镇化与就业弹性系数的相关性分析表明，1979―1989年的相关系数仅为0.094，1991―2003年迅速上升到了0.796，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初期我国政策重点是解放农村生产力，而90年代后改革重点开始向城市转移造成的（杨宜勇，顾严，魏恒，2000）。 　　技术上更深一步的定量研究中，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城市化是就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