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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末新政”为什么没能挽救满清政权 1901－1911 年，遭受八国联军重创的满清政权在内外交困中，开始了一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自救”运动，是为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是以慈禧为代表的满清政权幻想效法英、德和日本，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在维持旧有统治秩序合法性的基础上，通过政治制度的变革以挽救行将倾倒的“满清大厦”。 然而，事与愿违 ，新政的实施不仅没有给改革的主导者带来成功的喜悦， 相反满清政权却在痛苦被动的应付中走向了败亡。 这种结果与初衷的背离主要是因为在改革最佳时机丧失的前提下， 新政的推行激发了各种社会矛盾，而清政府本身却无力整合社会危机，整个政权最终在分崩离析中走向了败亡。（论点） 一、痛失良机的改革必定失败 中外历史经验表明， 一次成功改革的首要条件是改革的主导者具有深邃的眼光， 能在社会矛盾初露时发现其潜在的危机， 通过适时的变革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从而引导社会的正常发展。 由于传统社会的巨大惰性和小农经济上积聚起来的夜郎自大的民族心理，长期侵润在“天朝上国”梦幻之中的满清王朝对急剧变革的时代潮流视而不见， 一次次与难得的革新机遇擦肩而过。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强烈震撼了闭关锁国的老大帝国， 但满清统治者却在须臾的伤痛之后依然冥顽不化。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面临 “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地方督抚为主要推力的洋务运动虽已艰难开启，但“中体西用”的“体”、“用” 观使洋务运动所取得的些许物质成果在中日甲午战争的较量中灰飞烟灭。 甲午战争的创伤剧痛，终于警醒了封建的老大帝国，“人人言变法、 家家议维新”，世纪之末的戊戌变法似乎昭示着沉睡已久的中国即告别中世纪而迎来世界文明的曙光。 但“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再次宣告在 “搬张桌子都会发生流血事件”的中国革新举动步履维艰。 作为后发外生型的国家，近代中国所受最大的挑战来自西方列强。洋务运动、特别是戊戌变法，正是历史赋予中国改革的最佳时期，此时西方列强或忙于自己内部的统一、或致力于领土的争夺、或忙于制度的修补，………清政府尚有充裕的时间和能力在自己掌控的范围内主导社会的变革。 然而，由于 “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和对中国思想体系的陶醉感”使他们“对外国的事务视而不见，进而横加蔑视”，满清“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虚幻来欺骗自己”， 古老的中国依然循着固有的轨迹缓慢向前。 终至八国联军入侵，创剧痛深，实与亡国无异。 当遭此沉重打击的满清政府再次举起改革大旗的时候，中国面临的却是一个风云激荡、炙热躁动的社会。 “官乱于上，民变于下；海外党徒、长江会匪、东三省马贼，环伺而起”，“万里神州，几成乱薮”。 清政府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危机。 为了扑灭熊熊燃起的烈火，1901年1月29 日，流亡西安的慈禧发布变法的上谕；4 月， 清政府成立了变法和改革的领导机构——督办政务处，正式开启了清末十年的政治改革。然而，新政仓促实施的种种措施，如奖励实业、废科举、编练新军以及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促成传统因素的解体、现代因子的滋生，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社会与政治整合机制。但此时处于危机四伏中的满清政府的政治整合能力已极度地衰弱，无法从制度和精神上将这些新兴的社会因子纳入到传统政治体系之中， 结果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失范和整合危机。 1905 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满清政府因财穷力竭，无法安置这些失去制度归依的传统读书人，使他们成为制度之外的游离分子。作为传统社会基石的士绅集团的瓦解，加剧了政治和社会机构的解体， 其中一部分人如蔡元培、黄兴、胡汉民等从科举制度中游离出来的传统仕人因对清廷失去信心而投身革命， 加入到推翻满清政权的行列。 清政府创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的举措， 在近代中国造就了一批不同于传统士绅的具有新知识、 新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 虽然他们以“匡扶天下”为己任， 但满清政府吸附功能的有限性使他们因找不到政治的归依而成为现行体制的反对者。 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指出：“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改革开始的时刻”。 诚然，最危险的时刻，也是改革最容易获得各方认同的时刻。 但是“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 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比革命者更艰难”。 如果改革者不能把握历史机遇、 没有娴熟的改革技巧和驾驭各种风险的能力、改革不仅可能会因为被动、仓促而难以凑效， 而且极有可能会诱发各种潜在的矛盾而埋葬发动改革的政府。 正是由于清政府因顽劣愚钝而错失改革良机，所以，在新政启动之后，满清政府既无力将变革的程度控制在自己所掌控的范围之内， 又无力将现代化变革中所催生出来的新鲜事物和新的社会力量纳入到传统威权政治之中，其结果是导致各种矛盾激化。喧嚣一时的新政，也最终葬送了满清政权。 二、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改革失败的关键原因 一场成功的改革，除了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