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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中国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模型研析 研讨中国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模型研析 导读：用安兰·阿沃班克（AlanJ.Auerbachetal，1991）提出的代际核算体系来分析人口因素对中国国民储蓄率的有有效影响，证实国民储蓄率与总和生育率成反比，与少儿抚养比成反比，与老年抚养比成正比，与城镇化率成反比，但是总和生育率和城镇化率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并不大。汪伟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出发点，运用中国1989～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 【摘要】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命题，学术界更多关注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少从人口结构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这一理由。本文运用动态计量策略研究了1978-2010年期间中国人口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的固定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其贡献系数分别为0.6115和0.3071，但在其他经济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结构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推动经济增长0.0968个百分点，说明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人口结构 经济增长 协整模型 　　一、引言 　　区域人口与经济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人口与经济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密不可分。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归宿，人口数量的多少、增长的快慢、素质的高低以及结构和空间分布变动状况等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经济活动则为人口提供基本的生活无知条件和就业条件，通过是否满足人口对生活消费和劳动就业的两大基本需求来影响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多方面的状况和变动。 　　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命题，自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以来，经济学界从未停止过研究，至今未有定论。但从目前已有的文献来看，学术界更多关注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少从人口结构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这一理由。中国国内学者对人口理由研究成果很多，许雄奇等人对中国1978～2008年的财政赤字、国民储蓄、实际GDP、实际利率、CPI和人口结构实证检验得知，六变量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随着财政赤字增加、实际利率水平上升和CPI水平提高，国民储蓄减少；随着实际GDP增加、就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国民储蓄增加[1]。蒋云赟利用安兰·阿沃班克（Alan J.Auerbach et al，1991）提出的代际核算体系来分析人口因素对中国国民储蓄率的有有效影响，证实国民储蓄率与总和生育率成反比，与少儿抚养比成反比，与老年抚养比成正比，与城镇化率成反比，但是总和生育率和城镇化率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并不大[2]。汪伟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出发点，运用中国1989～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认为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与人口政策转变带来的抚养系数下降导致中国储蓄率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对储蓄率上升的贡献随着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被强化，但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被弱化[3]。蔡昉从理论上尝试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进而利用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之间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中国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尽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是缩小“未富先老”缺口的关键和唯一途径[4]。 　　本文主要利用协整理论等动态经济计量策略来研究中国1978～2010年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我们理解后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而为今后制定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二、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简要理论分析 　　人口结构的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它一方面表现为个人的生命周期的变化，但另一个方面个人又从属于家庭组织，所以也反映了家庭中代际的更替关系。对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增长的分析可以发现：支持世界上任何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基础性要素如高投资率、快速增长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力教育层次的迅速提高以及对这些快速增长的资本和劳动力利用效率的提高都是支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从人口学家的角度考虑，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有着特殊的重要贡献。人不仅仅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当一个国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时，这种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同时人口的抚养负担轻，社会的储蓄率高，十分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贡献就被称为人口红利。 　　当社会处于人口红利期时，由于人口结构较好，劳动力供给十分充足，同时，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了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并因此导致了较高的资本积累。三十年来，中国投资率一直居高不下，同样奇高的储蓄率也助推了这种高投资率。当然储蓄率高，部分的理由有养老保险与医疗制度不完善、中国文化对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