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我的哲学人生.docVIP

　　阐释我的哲学人生 阐释我的哲学人生 导读： 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中国现代史上剧烈变化的时代。如果把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分为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30年两个时代，那我这一生就可以说经历了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二十七八年。 　　我这一生，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值得写。这里主要是想抒发一点对个人学术经历的反思，特别是想通过我个人的哲学生涯折射一下我这一辈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此其一。其二，是想简略谈谈改革开放以来30年里我的哲学追求的历程和一些属于我个人的哲学观点。如果读者能从我的经历和我的哲学思想中得到某种感悟，那将是我莫大的荣幸。 　　 　　一、我人生中的两次大转折 　　 　　我出生在农村，“性本爱丘山”。我的哲学人生由的好帮手..提供, .小时受父亲——一个普通的中小学语文教师的思想影响，喜爱老庄和陶渊明，养成了“少无适俗韵”、自命清高的性格。念初中时，便以父亲的教导为座右铭：不求闻达，要做学问中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武汉沦陷，我离开家庭，只身到鄂西山区念高中。流浪时期的彷徨，使我悟到了一些读书救亡的道理。高中毕业后，我怀着济世救民的宏愿，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日战争的大形势和昆明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我一向不问政治、自命清高、向往道家境界的思想受到了直接的冲击。特别是在念联大的后期，因结识我的夫人彭兰，并通过她，与闻一多先生有了较密切的接触，我逐渐走向现实，走向革命。与闻先生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诫我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走出象牙之塔”。从此以后，我一步步踏上了“走出象牙之塔”之后的旅程。1949年，全国解放，一些原先安心躲在“象牙之塔”内的老书生、老学者也一个个自愿地或不自愿地走出了“象牙之塔”，我那时刚近而立之年，算是先走出一步的青年“进步分子”。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是一个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政治压倒学术的年代。在当时“要求进步”的思想指导下，我经常接受党组织交下的任务，在所谓“学术研究”的名义下写“大批判”的文章。我从“象牙之塔”走出之后，长期误入了一条“左”的教条主义的歧途。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逐渐地从政治独断和教条主义迷梦中清醒过来。我仿佛一个飘荡在外、“一去三十年”的游子，踏上了返回自己思想家园的归途。从此以后，我回到了真正的学术研究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时间里，前八、九年我仍以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真正的学术性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或应邀到国外讲学，我所讲的内容也多以西方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主题。我的学术视野大大地开阔了，这与改革开放的总的形势是分不开的。 　　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的研究范围逐渐由西方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转向现当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致力于中西哲学如何结合的理由，特别是关于哲学何为与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等理由的研究。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个人在浪迹天涯30年之后踏上返回自我思想家园的归途中所取得的一系列学术成果，都是与改革开放的形势分不开的。撇开这些成果的质量不说，即使就数量而言，我在改革开放后30年所写的字数就几乎六倍于改革开放以前30年。而这后30年，已是我的老迈之年。改革开放把先前套在哲学脖子上的绳索松绑以后，的确焕发了我的青春活力，使我深感庆幸。 　　总括起来看，我这一生经历了两次大转折：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它是我“走出象牙之塔”的转折点；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它是我“迷途知返”的转折点。 　　 　　二、沐浴在西南联大自由的阳光雨露下 　　 　　1941年秋，我和一位同时考取西南联大经济系的中学同学同坐一辆封闭型大货车，从重庆出发，途经贵阳、经过七天七夜，到达昆明。 　　西南联大，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一样浓重。进校不久，就碰上由联大学生带头的倒孔运动。据说，身为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从香港带洋狗乘飞机到重庆，国难期间，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自然引起学生的愤怒。可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白天游行示威，晚上却照样自学到深夜。白天在大街上高喊“打倒孔祥熙”，“要 ”，晚上在宿舍里照样交谈数学方程式和“边际效用”。刘文典讲《红楼梦》，从傍晚讲到深夜，还有人向他不断提问，探讨一些文学甚至佛学的理由。西南联大，就是这样一座春风化雨、弦歌不绝的学术殿堂。在西南联大，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两位北大旧交，似乎友情依旧，往往携手同行。这是西南联大自由学风的一个重要特征。 　　一年级念完后，我休学一年，到昆明附近的县城中学教书，贴补一点生活费用。当时联大学生大多来自沦陷区，经济断绝，靠政府以“贷金”名义维持最低生活，所以很多同学都在外面“兼差”。深夜归来，还伴着一盏油灯，复习功课或读些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