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收购“大众”：文化体制改革的再度“资本化”.docVIP

　　阐释收购“大众”：文化体制改革的再度“资本化” 阐释收购“大众”：文化体制改革的再度“资本化” 导读： “体制+市场” 　　新世纪以来，文化事业单位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尤其是近几年出版、报刊、广电领域的改制格外引人关注。如果说转变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单位制是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改革转型的主旋律，那么与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在强有力的政府推动下所完成的“抓大放小”、“破产重组”的激进市场化改革不同，文化、宣传领域因其特殊的意识形态喉舌功能始终处在相对滞后的状态，新闻出版自由与政治 化也成为经历苏东剧变之后中国体制改革的某种禁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宣传行业处在市场化浪潮之外，成为体制供养的“自留地”。 　　早在90年代“南巡”讲话之后， 电视台以《东方时空》的开播为先导开启了体制外制作的先河，合同制、企业化经营让央视这个最重要的国家媒体凭借着体制内优势而品尝到市场化的甜头；90年代中期各大城市出现了创办都市报、周末报的热潮，这些市场化的报纸大多由机关报投资，这使得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南方报业集团成长为最有影响力的传媒集团；在出版行业，策划、发行、印刷等各个环节早已充分民营化和市场化；与之相似，新世纪以来电影、电视台等广电领域也开始探索不同的市场化改革之路，以打造《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等娱乐节目的湖南卫视成为地方台产业化经营的“金芒果”。 　　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私营资本、外资无法成为报刊、杂志、电视台等文化传媒行业的企业法人，但并不影响民营资本、外资以相对曲折的方式参与到文化生产的环节之中，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在文化产业化的大背景下，如电影领域的生产和发行已经完全市场化，而电视台也实行制播分离改革，生产领域由节目制作公司承担。更为有趣的是，这些文化事业单位一方面依然是党和国家“手中”的喉舌和宣传部门，受 及各级宣传、文化部门的管理和指导，另一方面又在用工制度、内部管理中实行市场化的方式。文化传媒与体制/政府的关系就如同孙悟空与师傅/如来佛的关系，孙悟空既可以使出浑身解数降妖除魔，又受到紧箍咒/手掌心的约束。这种“体制”与“市场”的奇特结合，与其说经常呈现为一种冲突、对抗（如限娱令或审查制度等），不如说这种双轨制让这些文化事业单位可以同时分享体制的“晚餐”和市场化的“盛宴”（正如央视广告费最高的两个栏目是《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 　　如果说90年代一些出版行业、电影制片厂以 书号、厂标艰难“度日”，那么新世纪以来在出版、报刊、广电行业的集团化改革中，占据优质资源的文化事业单位完成了自身的资本化，在保有“国有”身份的同时也获得市场经济中的“资本”收益，恰如经历90年代幸存下来的国有企业甩掉“人力/社会”包袱之后在市场经济中游刃有余。最近集中到出版、杂志行业的体制改革与2011年 政府设立事业单位改革时间表有关，那些挂靠在原有政府机关或国有企业的报刊、杂志、出版社都属于生产营利性事业单位，需要在进一步市场化中成为自主经营、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主体。这些看似“养尊处优”的文化事业单位总算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沐浴”到市场化的“春风”。 　　不过，相比90年代“市场”、“改革”、“竞争”作为锐意进取的代名词（与计划、保守、懒惰的社会主义大锅饭相对立），这十年来随着医疗、教育、房地产因激进市场化而产生了诸多社会难题，曾经积累的“改革共识”遭遇危机。这体现在一方面出现了“逃离北上广，回归体制内”的现象（“北上广”被作为高度竞争的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作为自由竞争、个人奋斗的外企职场逐渐变成腹黑化的宫斗戏（如2012年热播的《后宫·甄嬛传》、《浮沉》等电视剧）。在这种背景之下，市场化改革究竟是“春风”，还是“寒潮”，值得我们思考。 　　如果说90年代以来报纸、广电单位采用体制内身份与市场化管理相结合的方式，那么这次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改制同样是一种把有潜力的体制内文化资源转化/兑换为市场“资本”的过程（为了维持其“国有”的身份，报刊杂志往往引进国有资本作为“金主”）。当然，“老弱病残”作为落后产能只能在市场中“自然”淘汰或被兼并。本文就以电影产业化改革、《大众电影》被万达收购以及电视媒体的集团化改制为例，来呈现这种资本化过程所带来的“去大众化”效果。 　　收购《大众电影》与影院空间的重建 　　这次集中在报刊杂志的市场化改革还在进行之中，出现了一则爆炸性的新闻，就是曾经家喻户晓的《大众电影》“有幸”被资金雄厚的万达文化集团收购。从媒体报道中得知，《大众电影》就属于那些经营不善、长期亏损、濒临破产的杂志，而与万达集团达成的合作协议无疑被看成是这本老牌杂志的“救世灵丹”。《大众电影》创刊于解放之初（1950年），由上海电影人筹办，是一本在“十七年”和80年代（文革中停办）产生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