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苏商业活动法制化的历史动因.docVIP

　　近代江苏商业活动法制化的历史动因 摘 要：江苏地区具有深厚而悠久的经商传统，明清时期以苏州为代表成为全国商业最为繁华的城市。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近代江苏所受灾难尤为深重，切断了该地区商业经济自身发展之路，成为推动商业活动法制化的外在因素；江苏本身深厚的传统商业经济基础则是其得以实现商业活动法制化的内在因素；以江苏地区思想家为核心系统提出的商战理论是促成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实施商业活动法制化改革措施的思想动因，同时也是该地区在走向商业经济法制化道路后迅猛发展居于全国前列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商业法制化 商战 近代江苏经济 论文代写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志码：B ：1672-1020(2012)04-0106-06 一、引言 中国民间社会有句俗话叫无奸不商，无商不奸，意思是说商人本身必然是奸诈的，同时他们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在其商业活动中也必然凭借种种奸诈手段而获利。这一俗语蕴含着人们对商人群体道德品质的鄙视以及对其所从事商业活动的厌恶。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态度倾向，是与悠久的传统思想文化积淀紧密相连的。 具体来讲，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奉行重农抑商的基本经济发展方针，这一方针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秦国商鞅变法中就已明确法定。先秦法家学派代表人物商鞅率先明确表达了重农抑商的观点，曾说：国有事，则学民（儒生）恶法（反对政府法令），商民善化（善于投机取巧），技艺之民（手工业者）不用（不替国家出力），故其国易破也，认为归心一农，则民朴而可正也。（《商君书算地》）故其变法主张利出一孔，尊农战之士，（《商君书农战》）而对商人则规定重关市之赋使商无得粜，农无得籴，（《商君书垦令》）借助严法打击抑制商人势力发展。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崛起而最终灭掉六国，实现江山一统，随之法家治国方略亦乘胜推广至全国。作为法家学派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政治主张受到秦始皇的特别青睐而大行其道。其中韩非子所提出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趋本务而弃末作（《韩非子五蠹》）的重农抑商经济思想和策略自然也在全国范围内渗透和实施。秦朝国祚短暂而亡，紧随其后的汉代统治者深刻吸取前朝经验教训，取舍其优劣，探索出一条外儒内法的刚柔相济之治国道路，而法家抑商经济模式在新时期不仅得以承续而且获得进一步发展，并为其后各朝代统治者所信奉遵循，逐步发展成为困商和辱商彼此交织的抑商之法。在困商方面主要从经济上打压和摧抑商人财力，严防其经济实力增长。如，西汉初年高祖刘邦明定重租税以困辱之。（《史记平准书》） 汉武帝时又推行算缗告缗制度，即对商人重征商税，并对违令者允许民众积极告发，其结果是中央政府得民财以亿万计，而使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产。（《史记平准书》）可见该制度的实施造成商人经济实力和商业活动遭受到毁灭性打击和压制。在辱商方面则从精神上蔑视商人，贬抑其社会身份。如，汉高祖刘邦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史记平准书》）即商人不能身穿高贵的丝质衣服，出门不能乘坐体现身份的马车。晋律则更甚，规定侩卖者皆当着巾白贴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太平御览》卷 828）从律文看俨然将商人视作非比常人的小丑一般，其辱商手段可谓达到极致。明洪武帝也曾重申辱商之令：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止穿绢布。如农民家但有一人为商贾，亦不许穿细纱。（《农政全书》卷 3）这和汉高祖做法如出一辙，同样也是禁止商人身穿高贵衣服，这是因为在统治者看来他们是没有资格也不配享受高贵身份应具有的衣食住行。如果光是形象上极尽贬抑尚且能够忍辱偷生，或许可以通过科考任官改变卑贱命运，可惜的是这条路也被统治者否定堵死，如汉初高祖刘邦下令贾人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 ①唐律也规定：诸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者，不得仕。在中国古代官本位的社会中，法律严禁商人进入仕途，如同杀手锏一般对商人造成致命性的打击，只能安心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的卑贱地位而别无他想。 综上可知，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经济思想和政策历经各朝代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不断立法固化，加之不同时期思想家们的积极宣传强化，逐步形成了绝对发展农业的同时竭力贬抑商人及商业的社会心理和经济模式。长期贯彻于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的失衡经济政策固然与其生存的特有文化土壤密切相关，②但是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导致商品经济无由发达，至晚近时期国弱民穷态势已然凸显，于 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无情轰开国门也是必然。在西学东渐浪潮中，先进的中国人发奋图强，狭隘的奸商观念受到冲击，提出商战一途以求民族自救。晚清政府也随之应和，进行自上而下的变法革新：制颁商律，成立商会，这表明商人群体及商业活动始为统治者正式确认并受到法律保护，至此商业活动在法制化轨道开始其扬眉吐气的发展之路！ 【① 《汉书哀帝纪》卷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