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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监护：让未成年人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 --论我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之构建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向金华 赵俊 黄文劲 郭学敬 论文提要： 未成年人法律的主要原则之一，是父母而非国家对子女承担主要责任。“抚养儿童最好的人选是其亲生父母。只要孩子身心健康不受危害，与其父母的明钝、贫富和博寡无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父母监护失当导致未成年人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形不时出现。当父母作为确保未成年人生命健康权的第一责任主体失职时，国家作为第二责任主体理应及时干预和介入，将困境未成年人置于国家的保护之下，否则将构成国家失职。国家干预和介入家庭监护，有其历史沿革及充分的正当性。家庭自治虽然是家庭产生以来的普遍性历史样态,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未成年人法律一项基本原则—“儿童利益最大化”已被广泛接受。为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父母监护失当时需要国家的强力介入，必要时由国家承担监护责任。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其现代监护观念和具体制度对我国有极大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未来我国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应该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要素：未成年人保护责任机构；强制报告制度；替代性的国家监护机构；专门的案件处理程序。以此作为分析架构审视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该四个方面的基本要素均是缺失的，这说明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还处于较低水平，在家庭监护的国家干预方面存在制度缺失，导致无法为受到家庭严重侵害的未成年人提供良好保护。为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解决国家公权力有效介入家庭监护的问题，构建起我国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 以下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监护人严重伤害未成年人的事件频发，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忧虑。有多重原因导致这种特殊的伤害事件频发：（1）“孩子不打不成器”的传统教育方法和望子成龙的功利思想。家庭教育方式简单粗暴，孩子一不听话或者学习成绩不理想，父母就棍棒侍候。（2）由于普遍存在的传统观念“孩子是自家的，打骂孩子旁人管不着”，针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普通人往往认为是父母管教孩子的方式方法问题而置之不理，受害未成年人无法得到及时的帮助和保护。（3）家庭监护国家干预机制的缺失，导致人们对于眼皮底下发生的虐待未成年人案件爱莫能助，导致悲剧最终发生。在某种程度上，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虐待未成年人案件多发，而是缺乏一套国家公权力介入家庭监护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 二、现行保护机制之不足及剖析 （一）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在刑法保护方面的局限性 《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即需要被害人主动向法院提出控告，但是，未成年人认识能力和表达能力有限，无法对自己遭受的伤害向外界作出清晰的说明，困境未成年人的家庭成员基于“家丑不外扬”的心态，也不会主动报案，很多时候是在未成年人重伤甚至死亡后，公安机关才介入处理，而这时往往已出现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了。另一方面，公安机关普遍以构成轻伤为“虐待罪”的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对于疏忽照顾、挨饿和囚禁等性质严重但是尚未构成轻伤的案件，难以进行有效处理。 （二）典型个案分析 1.真实案例介绍： 案例一: 2010年3月12日，番禺广州碧桂园秀苑某住户，父亲失手将10岁的亲生儿子溺毙。最后该位父亲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父亲虐待儿子的原因：教育方式简单粗暴。该父亲经常殴打儿子，邻居曾多次上门提意见，楼下的邻居更是不堪忍受而搬离。邻居报过警，但是警察来处理后孩子最终又被送回家庭。 案例二： 2011年7月6日，番禺广州碧桂园华苑某住户，生父继母将8岁大的女童小羽关在仅2平方米的内阳台达二个月有余，小羽吃住全部在内阳台，后不堪饥饿，从二楼阳台逃出求生。发现时8岁的小羽体重14.5公斤，仅及3岁女童平均体重标准。父母虐童的原因：父母离异，生父再婚。早在此前的5月份，小羽被发现长期被罚站屋外，社工多次联系家长未果。小羽逃出当晚被邻居发现后报警，警察发现小羽的身体情况异常糟糕，送至番禺区救助站。其后媒体与社工一起努力，终于寻找到小羽在香港的生母，并说服生父将临时监护权转给孩子生母。 案例三： 2013年5月，番禺海怡半岛某住户，生父及其女友常年虐待6岁大的男童，曾经昼夜捆绑孩子达5天之久，且自曝有长达72小时不让孩子进食记录。父母虐童的原因：父母离异。接到邻居报告后，社工、居委协同物业管理公司多次登门，但是生父及其女友拒不开门，无法核实事实。事发半年后，2013年11月底，该男童再次被独自捆绑在家多日，最后大呼救命，被物业管理公司员工和警察破门而入解救。目前，该男童由生母携带抚养，虽然健康状况大为改善，但对黑夜、绳子等特定场景和物品怀有恐惧感。 案例四： 2014年2月16日，番禺上滘海滨花园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