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各族经济、文化关系的加强.doc

元代各族经济、文化关系的加强 （一）民族杂居与民族融合 在元代，尽管以蒙古贵族为首的元朝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实行剥削压迫，但空前规模的政治统一局面却有利于各民族的相互往来和相互融合。在统一的元朝政权下，以往分裂时期的此疆彼界不复存在，为各民族间的交往撤除了藩篱和障碍。元朝的驿传制度也相当完善而发达。据《元史·兵志》统计，全国共有驿站1383处。马可·波罗则称全国共有驿邸逾万所，“此种驿站备马逾三十万匹”。当时以大都为中心，通向各地的驿站“星罗棋布，脉络相通”。不仅中原内地遍布驿站，就是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之地”，也是“驲骑往来，不异内地”。从元人所言：“四海为家……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无闸域藩篱之间也”，足见当时交通便利情形。随着元朝大统一的实现和交通、驿站等的开发和设置，人们的活动范围空前扩大了，加强和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接触和经济文化交流，也促进了我国与葱岭以西国家的关系和文化交流。 各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首先表现为广泛地杂居共处，不断地相互融合。 普遍的民族杂居是大规模人口移徙的结果。终元之世，民族迁徙活动从未中止，既有各族人口纷纷内徙中原各地，也有汉人不断迁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元代民族迁徙的原因和形式很多，主要是以下几种： 第一种，俘掠。这主要指汉人而言。在成吉思汗南下攻金时，一次即将河北10余万户强迁至漠北土拉河上。蒙古在攻陷城池后，凡有一技之长者都被迁至蒙地从事手工业劳动。道士丘处机在“西游”途中，在漠北曾目睹“有汉匠千百人居之”，“汉民工匠络绎来迎”，“燕京童男女及工匠万人居作”。身无长技的汉人俘虏则被迫从事畜牧。南宋人徐霆记载漠北牧奴中，“回回居其三，汉人居其七”，可见为数不少。除俘虏外，被卖往边地者也不乏其人。如当时人说：“中州良家子女，被卖于边者众。”“所虏所买江南赤子转徙深入鞑靼回回极北，实莫数计”。元人张养浩《归田类稿》中记载有一个名叫佟锁柱的江南人，被掠卖到漠北为奴的遭遇，便是一个具体事例。 第二种，戍守。元朝幅员辽阔，需要以兵驻戍之地很多。元统治者“以蒙古、探马赤军镇戍河洛、山东，据全国腹心”。这项措施使得大批蒙古、色目军士离开故土迁入中原各地。灭南宋后，元廷将原在甘州、凉州的回回军户徙往江南各卫。据载有一次即徙436户，计1479口。江淮之间驻有相当数量的来自西夏故地的唐兀戍军。畏兀儿、哈密力等军户则广泛分布于凤翔、宣德、大同、南阳、江浙等地。另外，在云南、湖广等边徼地区都有称为“蒙古军”、“畏兀儿军”、“回回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的镇戍军队。元朝以皇室宗王镇守云南，估计约有10万以上的蒙古族人因而定居在云南。元世祖对边疆屯田十分重视。他采用姚枢“布屯田，以实边戍”的建议，将大量汉军新附军发往边区实行军事屯田。不仅军士，有时民户亦被发往边区屯田。例如元世祖时，就曾“发湖湘富民万家屯田广西，以图交趾”。这样，就使民族地区增加了相当多的汉族人口。 第三种，流徙。这也是造成民族人口迁徙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元代刑律，“有罪者，北人则徙广海，南人则徙辽东”，“由行省收管屯种”。“南人”即所谓“汉儿、蛮子人”。“北人”则指蒙古、色目人，也包括东北境内的高丽、女南等族人。元世祖时，一大批蒙古人因参与乃颜叛乱而被流放到南方。至元二十六年(1289)，尚书省奏：“乃颜以反诛，其人户月给米万七千五百二十三石，父母妻子俱在北方，恐生它志，请徙置江南。”于是这些“乃颜民户”便被“分置河南、江浙、湖广、江西诸省”，尤以江南为多。直到大德元年(1297)，元政府还“徙乃颜民户于内地”。一批曾被胁从叛乱的女真人户也被发配到南方，在扬州等地屯田。北方流放地多在肇州（今双城西北）与极东北边的奴儿干。重罪流奴儿干，，次等的流肇州。流囚中既有普通民众，也有官吏，大部分是南北汉人。例如大德六年(1302)，广东番禺人陈浏“以罪流肇州”；新城一骆姓豪民因罪流奴儿干。不见记载的被流放者，当时还不知有多少。元朝这种流刑，迫使许多不同民族成份的人背井离乡，“去家万里”，成了新地区的移民。 第四种，出仕。蒙古、色目官员及其随从部属，往往携眷分仕各方，“散处内地”。他们的子孙后代，多入籍于其出仕之地。在元代史料中这方面记载很多，不可殚举。一些偏远荒辟、瘅疬盛行的地区，蒙古、色目官员一般不愿赴任地方官，被派去的大多是汉族官员。久而久之，这些汉官及其后代也入乡随俗，成为当地人士了。 第五种，经商。元代商业经济比较发达，经商牟利者很多，尤其是回回人特别活跃。大批回回商人从中亚等地络绎来至中国，定居在中原江南各地。《明史》中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称，其中以经商者为多。大都及南方的杭州、泉州、扬州、镇江等城市都有富甲当地的回回商人，真可谓“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要津，专其膏腴”。 经过这样大规模而多方面的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