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病复出”下的行政法思考.doc

“带病复出”下的行政法思考 　　伏创宇 　　问责风暴频频成为媒体和大众视野下的时髦话题，2008年甚至被称为中国的问责年，官员问责反映了行政法治的发展和进步，然而也带来了很多的副产品，“复出门”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复出门”事件不断发生，信息网络的发达使得隐藏在问责风暴背后的“带病复出”现象曝露在公众的视野中，官场里的“躲猫猫” 、行走在法治舞台上的一种“政治时装秀”一时成为“带病复出”的代名词，网络民意如波涛汹涌，愤慨、批评和迷茫等各种各样的反应表达着对“复出门”的种种不满。公众情感表达之后往往需要理性的思考，“带病复出”亟需行政法治的完善。何谓“带病复出”?其消极意义有哪些?中国的行政法治有何缺失?如何通过行政法治来防止和应对“带病复出”，本文欲对此作一个初步的思考。 　　一 “带病复出”的生态：五花八门 　　“带病复出”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用语，其背后反映了我国行政法治的缺失，称其“带病”乃是基于法治原则、正义观念以及公民的一种认识情感，其包括了不合法的官员复出和不正当的官员复出。因此，笔者认为，“带病复出”是指被问责官员主动或被动承担责任后，未具备法定理由或正当理由，未经法定程序或正当程序，重新复职、调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一种现象。“带病复出”近来尤为引起社会和学界关注，这是因为“带病复出”在中国频频发生，其面相如同万花筒般一样五花八门。 　　1， “复出门”事件频繁上演。“复出门”事件并非近年来成为一种常见现象，官员高调问责然后低调复出得以浮出水面，实乃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公众参与的推进使然。自2003年因SARS事件官员问责逐渐成为制度和惯例以来，问责官员主演的“复出门”事件不断发生，孟学农复出、邱晓华调任中石油高级研究员、因三鹿奶粉事件问责的鲍俊凯异地升迁后回调进京，因瓮安事件问责的原县委书记王勤复出等现象不一而足。 　　2，复出形式多种多样。在受到问责的官员复出上，有的表现为平级调动但担任更重要的职务，有的表现为复出升迁，有的表现为只是“协助”相关工作，待遇和身份都没有变，有的表现为“官复原职”，有的表现为降级，有的表现为复出后又因舆论压力被迫取消任命，也有一部分在沉寂一段时间以后“曲线复出”了。 　　3，复出原因语焉不详。官员复出之前，有关政府机关没有公布官员因何复出，基于何种法律根据，存在何种事实理由。而“复出门”事件因公众和媒体在社会上曝光后，相关机关或者含糊其词，或者用大而空的辞令，如山东省工商局称邵立勇的任命“不违反规定”，或者宣称很诡异的理由，如国家质检总局官方解释称，鲍俊凯在去年国务院给出处分前已经国家质检总局研究决定调安徽工作，此举“符合法律法规和党政领导干部任用条例的有关规定”。 　　4，复出程序非正当化。“复出门”事件的一个共同特征在于问责官员复出在不为公众所知的情况下“暗度陈仓”，都经过公众和媒体事后才予以曝光，可见“带病复出”存在隐蔽性，任前公示制度事实上被虚化。有的问责官员复出根本没有经过相关的规定程序，如中共铁岭市委常委会并未就“史上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同志重新工作安排问题开会研究，更未对其重新工作安排作出任何决定，临汾市委组织部甚至对黑煤窑案中的主角段春霞的任命情况都不知情。 　　“带病复出”引起民众和媒体的广泛质疑，严重损伤了政府的公信力，并极大削弱了“官员问责制度”的制度作用。官员问责制设立的初衷，是为了通过惩罚警示官员，践行有权必有责的民主政治理念，当问责制被问责后的复出所虚置后，问责制的功效何在?一些落马的官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公众的强烈质疑之中又隆重复出，哪里符合这些规定?可见，有关方面的所谓“符合规定”、“不违反规定”，不过是一种选择性执行。并不是说“问题官员”不能复出，而是当前一些官员复出速度太快，复出过程不透明，缺乏民意支持和令人信服的业绩。这样复出的结果，就是把对官员的问责当成了游戏，把民意当成了把戏，把规定当成了儿戏，实际上架空了官员问责制，也会导致官员价值观的紊乱，同时可能动摇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 　　二 问责后复出的规范：语焉不详 　　行政问责与官员复出并不存在冲突，实践中仅有部分规范性文件对官员问责后复出作出了规定。就中央层次的规范而言，《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62条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2002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仅仅规定了对领导干部辞职后的任职限制“领导干部辞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及企业活动”，但没有对引咎辞职人员的重新任用作出规定，仅在第6章中有如下规定：“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