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70年代中期的文学理论论争 Microsoft PowerPoint 演示文稿.pptVIP

第二章 50—70年代中期的文学理论论争 本时期文学思潮的主导倾向是文学的思想和艺术规范确立和不断强化的过程。但在此过程中，对文学规范的质疑和修正几乎就没有中断过，它们不时表现为大大小小的文艺论争，并对文学创作发生或明显或潜在的影响。 从表面上看，对文学规范的质疑和修正主要产生于对文学发展现状的不满，因此批评的锋芒多指向批评和创作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以及由此引出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深入一层看，对若干重要理论原则和文学规范的质疑正来自于对五四新文学精神及其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的真正继承，正是由于上述两层原因，促使许多作家、批评家（其中甚至包括了诸多文艺领导人）竭尽自己的努力，对背离五四新文学精神的文学规范一再提出质疑和加以修正。 本时期文学论争较多，这里主要评述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论争，关于人物塑造的论争。 一、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 关于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一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理解，并且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冲突，其焦点就在于：是坚持传统现实主义精神，还是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精神；是坚持从文学创作的特点和规律出发来发扬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还是从理论教条出发把种种清规戒律强加给文学创作。随着革命现实主义走向独尊和出现变异，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也日趋尖锐。 在本时期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论争较为集中和激烈的冲突有三次：建国初期胡风有关“写真实”的主张；1957年前后秦兆阳关于“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见解；60年代初期邵荃麟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论。 1. 关于“写真实”的论争 胡风文艺思想和理论的核心是现实主义。 胡风认为：“现实主义的中心问题是‘写真实’”（《胡风评论集·后记》，《胡风评论集》（下）第407－4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他所说的“写真实”包含两个相互渗透的侧面：一是真实的生活写照，二是真实的体验传达。 从前者出发，他提出革命文艺要不断揭示民众中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认为这是遭受封建主义奴役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的普遍的真实，是任何现实主义作家都不应当回避的。他的这个看法显然同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等提出的写新的人民、新的精神的主张相左。 从后者出发，他提出革命作家应当高扬“主观战斗精神”。强调主观战斗精神也就是强调创作主体（作家）的能动的实践，以达到“生活底深入和胸怀底扩大”（《在混乱里面》，《胡风评论集》（中）第2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胡风反对把作家当作容纳客观对象的“死的容器”或表现抽象思想的“工具”，希望作家体认和表现“用他自己的肉体和心灵把握到了的真实”。（《文艺笔谈》，《胡风评论集》（上）第1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他的这个看法因和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知识分子革命作家应当重视世界观改造的主张发生冲突。故被批判者认为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主要特征”。 高扬“主观战斗精神”，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构成了“写真实”的内核，是胡风文艺思想，亦即他的现实主义主张的核心。他的这一现实主义主张针对的是造成现实主义蜕变的两种倾向：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 主观公式主义是指那些从“固定的抽象观念”和“标语口号”出发，“把生活弄成死板的模型，干燥的图案”的创作倾向，即种种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 客观主义是指那些缺乏深切的体会和理解，仅限于对于现实作局部的和表面的描写的创作倾向。在他看来，这两种倾向都是造成现实主义退化的原因。 胡风把这些庸俗社会学的理论概括为放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 ①“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 ②“只有工农兵底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 ③“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④“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 ⑤“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底价值” 2. 关于“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论争 在贯彻“双百”方针的良好气氛中，秦兆阳、陈涌、刘绍棠等人针对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创作上的公式主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了质疑，其中以秦兆阳（即何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最有代表性。（《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 ⑴、秦兆阳的文章一方面强调现实主义的广阔性来反对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独尊，一方面强调真实性来反对现实主义的蜕变。 就广阔性而言，秦兆阳指出，现实主义给作家提供了发挥创造性的广阔天地，不应当用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来限制现实主义的发展。他所说的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同，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因此他说：“现实主义文学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