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学术变迁大势略论.doc

近代中国学术变迁大势略论 《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序 刘 巍 ? 2013-06-03 14:59:00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6期 　　 　　内容提要：“中国”从来主要不是地理的区划，而是以追求“王道”为内涵的政治、文化存在。面对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压力，中国学术在近代历经裂变。首先，经学、史学之更替。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学界的沉浮，康有为、章太炎之间的今古文之争及其在后世的演化，钱穆“就于史学立场”结束经学争议的努力，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分解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经学史学化”的趋势。其次，子学之凌驾经学。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严重效应是，子书不但成为“哲学史”、“思想史”的优先素材，还产生了顾颉刚所谓“经竟变成了子的附庸”的趋势。再次，“汉宋之争”之折变。以关于戴震研究的公案为例，在梁启超、胡适那里，“汉学”主要是“科学”的类比物，或者是“学术独立”的精神渊源，钱穆则将“宋学”拓展为一种涵盖了经、史、文学在内的包罗万象的学术类型。最后，“国史”创制之新局。钱穆的《国史大纲》代表了着眼于国史长程，反对“文化自谴”，弘扬民族精神的坚贞努力。中国文化时值转运之机，复兴之前途是可以期望的。 　　关 键 词：中国近代学术 经降史升 经今古文之争 经子易位 汉宋之争 国史创制 　　作者简介：刘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 　　何谓“中国”？中国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最终还会死于斯的所在。“中国”是一个历久不废的现实存在，也是一个意味丰富深长、类如滚雪球般愈演愈阔大而底色未始或变的历史概念。其政治、文化的内涵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于地理、种族意义之上，这种特色，在该概念初现时就奠定了。该词“见在”较早于西周铜器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民”一句话中就已有之了。其实际地域指涉或与“维[周成]王初迁宅”之“成周”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出自“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的“武王”之口，其“宅兹中国”之“中国”实为一中“理想型”的政治设计与文化理念，乃是对高高在上的“天”的保证与允诺，表达的是与“天下”之“中”——“土中”①意识密切相关的理想政治文化诉求；周公秉承武王之遗志“作新大邑”，②也正是对此等理想追求的发扬光大：“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为天下之大凑。”③至于从地理学上来说，洛邑是否真为“天下或世界的中心”，则是另一回事了。④ 　　此种意义，在孟子述圣舜之事中，表达得更为明确：“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孙奭疏》：“所谓中国，刘熙云：‘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是也。”⑤舜之所都之“中国”，是否真为“天下或世界的中心”，至少从孟子议论中也是看不出来的，或曰本非其措意之所在。这里所谓“中”，显然是指“天下诸侯朝觐者”人心所向之“中”，则是无疑的。⑥ 　　春秋战国以降，“中国”更多与“四夷”、“蛮夷”、“夷狄”、“戎”等对举，而颇指涉齐、鲁、晋、宋等诸国，不繁屡举。仅以《春秋》之《传》为例，或如《左氏·昭公十二年经孔疏》所说“《左氏》无贬中国从夷狄之法”。而于《公羊》、《穀梁传》中不数数见之的“夷狄之”或“狄之”之判例所指向的，则颇不乏向来自命为“中国”之诸侯国。《春秋》家立论之家“法”容有不同，而裁判的标准均之为“尊尊”、“亲亲”等政治、伦理原则，而非仅处“中心”或“边缘”的地域之界划则可知也。凡此等文献中实际指涉为一个一个的“中国”一一相加综计之则可谓复数之“中国”，而该概念所涵盖为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整体，亦可知也。 　　正如《舜典》“蛮夷猾夏”孔颖达疏所总结的：“‘夏’训大也，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定公十年《左传》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是中国为华夏也。”《左氏·闵公元年传》“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杜预注：“诸夏，中国也。昵，近也。”)；《孔疏》也说：“此言诸夏，襄四年传：‘魏绛云诸华必叛。’华、夏，皆谓中国也。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昵，近’，《释诂》文。舍人曰：‘昵，戚之近也。’言中国诸侯情亲而路近。”管仲视“戎狄”为“豺狼”，这一极端的例子说明，在不断扩大的“中国”共同体的演成中，与不断丰富的“中国”意识的建构过程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族类”观念之积淀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有时还表现得相当激烈，但大体而言，通过“中国”与“华夏”彼此界定，不断超越族类与地域的“文明”之诉求(以“文章”与“礼义”或“礼仪”之“光华”博“大”为祈向)，为“中华民族”的传承之定海神针，这绝不仅仅是经典所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