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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环节检调对接风险和规避 　　摘要：调解并非解决矛盾纠纷的“灵丹妙药”，公诉环节的检调对接可能存在着调而不法、调而不公、调而不定、调而不宁的风险。公诉环节的检调对接要规避风险应当考虑明确轻微刑事案件的调解范围，选择检察机关指导下的人民调解与公诉机关参与的法院调解相结合的模式，以及把握好调解尺度。 关键词：检调对接；风险规避 一、关于“检调对接” “检调对接”，笔者以为并非一个专业的法律概念，更多的是一个司法政策层面的术语。在公诉环节的检调对接实际上就是一个附带民事调解问题。公诉环节的附带民事调解无非有三种模式，第一是检察机关主持下的调解，姑且称为“检察调解”；第二是检察机关指导下的人民调解；第三是检察机关参与的法院调解。所谓“检调对接”可能仅指检察机关指导下的人民调解。 “检调对接”，笔者以为其本质问题就是调解，探讨检调对接问题必须从调解本身说起。调解作为一种纠纷处理方式并不是今天才兴起的，调解在中国历史悠久，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长，缺乏成文的民事法律作为审判根据，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道德均提倡以和为贵，以让为贤，凡遇民事权益纠纷，习惯邀集同乡、同族长老进行调解、见证。[1]改革开放以后，调解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路径。上世纪80年代，政法机关恢复重建后，法制建设刚刚恢复，法制不完善，被人戏称为“无法无天”的时代[2]，司法工作者无法可依，只能推崇调解的办法定分止争，因为调解可以不引用具体法条，符合公序良俗即可。20世纪90年代以后，立法工作全面推进，司法人员裁判基本走出了无法可依的困境，而调解暴露出的久调不决、司法效能低下以及勾兑法律的和稀泥 问题，引发了强调及时裁判，提升司法效能，以及司法专业化、现代化为主题的司法革新。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强调及时裁判，一判了之，在中国这块法治土壤贫瘠的土地上，奇怪的受到了 “信访不信法”的冲击，严重的“涉法涉诉”上访问题不得不让决策层反思一味强调判决的负面效应，而调解能把矛盾消化在基层的特点，受到决策层的重视，于是全社会参与的“大调解”得以奉行，人民调解尤有市场。“调解”就是“和谐”，不“调解”就“不和谐”， 这种对“调解”与“和谐”关系既朴素又机械的解读，似乎成了“调解热”的理论基础。 但是，调解并非解决矛盾纠纷的“灵丹妙药”。据全国人大常委陈斯喜先生介绍，2009年，全国人民调解员数量490多万，调解纠纷767万多件，人均调解不足2件，这说明大量的民间纠纷不是人民调解化解的。[3]而曾经在法院工作的经历让笔者认识到，法院调解久调不决、司法效能低下等固有毛病仍然非常突出，调解的这些问题与追求高调解率的司法冲动交织在一起，往往诱发越级上访。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一开始并没有参与到社会大调解中去，现行法律也没有要求检察机关开展检调对接，开展检调对接是检察机关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主动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重大决策，是检察人民性的体现。 二、公诉环节检调对接的风险 （一）风险之一“调而不法” 检调对接，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制度，更无法律进行规范。没有限制的权利容易滥用，公诉环节的检调对接牵扯到对犯罪行为的有限处断，容易走入“调而不法”的误区。由于强调调解可能过于看重和解的效果，而忽视刑事法律规定的条件，随意启动不诉程序或者无原则的变更强制措施。另外，检调对接虽无法律规定进入案件的范围，但绝不意味着可以不加选择。检调对接的目的是化解矛盾，绝不能以检调对接为名削弱刑事法律打击犯罪的根本任务。那种罔顾犯罪性质随意扩大检调对接范围的做法就是“调而不法”，会引发社会对检察公正的怀疑。 （二）风险之二“调而不公” 正如上文论及调解可能冲击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公诉环节的检调对接可能导致不公正司法的问题。公诉环节的检调对接，直接目标是让调解双方达成赔偿合意，实现对被害人赔偿，取得对犯罪嫌疑人的谅解。而能否对被害人赔偿到位与犯罪嫌疑人的赔偿能力直接相关。如此就有可能导致有赔偿能力但罪行较严重的犯罪嫌疑人赔偿后，可以获得不起诉或者取保候审，反而罪行轻微的犯罪嫌疑人，因无赔偿能力，却得不到从宽处理。这样就不是罪行法定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花钱买刑”。国家公诉不能容忍这种后果出现，必须避免走入“调而不公”的陷阱中。 （3）风险之三“调而不定” 调解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勾兑与妥协，任何调解都开始于双方达不成合意，调解组织的全部工作就是要双方妥协。中国不同于西方，我们这个民族骨子里有厌讼的思想，非不得已不打官司，可一旦打起官司就必须要“讨个说法”，双方均不愿退让。普通的民事诉讼双方往往就争得面红耳赤，调解成功需要借助很多非司法力量，讲求调解技巧。有时候一调不成，为促成调解，法官往往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