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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日侨和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决策 　　摘 要：公用事业价格议定是近代市政决策的一项重要内容，能否充分参与其中，是衡量市民权是否充分伸张的指标之一。1935至1936年反对电话加价运动中，在沪日侨通过用户代表请愿、工部局日籍董事力争、纳税人提案和日籍电话专家介入调查等方式，对租界市政决策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和行政阻力，影响了电话价格厘定。公共租界相关议政和决策机制的存在，使日侨民意表达渠道保持了相对畅通，近代日本在上海全面干预的总方针也无疑促成了日侨在租界电话价格议定过程中的发言权。 关键词：日侨；市政决策；电话加价；上海公共租界 中图分类号：K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3-0059-06 关于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决策问题，以往的研究着眼于华人参政和市民权运动。大多论著将华人无参政权的原因归结为租界制度制约，英美当局独揽大权等。那么被英美租界当局管理的日、俄等国侨民政治地位如何？如果说华人参政议政活动，是制度外的抗争，那么英美之外的其他国侨民参与租界管理则是“少部分”代表在体制内的“正当权益”。公共租界“地方自治制度”是否为其他国外侨民提供了权益保障？在利用这一制度维护自身权益时是否仍旧有阻力？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日侨人数达2万余人，占公共租界外侨总人数的半数以上[1]。随着在沪日侨人数的增加，日本居留民逐渐要求扩大在租界市政问题上的发言权。有关近代日侨的研究成果，集中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战后遣返等，较少关注抗战前日侨对租界市政管理的介入问题。文章以1935年—1936年反对电话加价运动为例，对在沪日侨与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市政决策的关系作一尝试性探讨。 一、反对电话加价运动的缘起 电话事业为近代上海重要的公用事业之一。公共租界工部局对电话事业发展具有监管权，工部局董事会对其价格厘定、营业办法等市政事项具有监督权和决策权。围绕话费厘定，中外用户、电话公司和工部局曾展开多次多方博弈。作为人数较多的在沪外侨，日侨积极参与其中。在历次反对电话加价运动中，以1935至1936年持续时间最长，过程最为曲折。 1935年1月21日，上海电话公司依据1930年8月与公共租界工部局签订的特许营业合同，向工部局呈请自1935年4月1日起，改定话费，实行加价，并对营业用户实行按次收费。租界市政当局始有允许之意。这一举动，遭到了中外电话用户的强烈抗议，华人用户、其他各国商户尤其是日侨先后表明抗议立场。 1月22日，上海电话公司援引特许营业合同相关条文声明，有权保证合同赋予的纯年投资金额10%的收益，依照当前经济状况，必须限制通话并加价。电话公司认为，自动机改造为用户提供了便利优良的服务，却造成通话次数过多。部分用户占据了有限的电话资源，“第用途既增，该公司之各项机械线路设备亦即随之而大”，不得不追加投资，“一应资本利息、折旧、维持、运用各费，亦随之而有增加之必要”；同时，公司还要满足日益增加的装户需求。如此，即使公司“机械则以经济方法建造之，各项费用上则节省之”，“自1930年8月5日实行迄至1933年12月31日，该公司血本屡增，而大致所获到者则微末已极，甚至不克以红利股给股东”①，拟实行加价。此议一出，中外业界不待电话公司公布具体收费新率，以目下上海经济境况不佳为由，纷纷表示难以接受。1月30日，西颜料业、中西木器号业等28个行业联名转函租界当局，陈述理由，望其万勿批准加价。各同业认为，“上海一埠，除受不景气之潮流外，复遭一二八之创痕，以致年来商号纷纷倒闭，房屋十室九空”，商业凋零、市面衰落，公司之行为实乃“惟私利之是图，罔顾全体市民之生存”；再者，观诸公司财务，“该公司洋员月薪均在千百元以上，而所任职务，即数十元者未尝不能应付裕如”②，故应撙节紧缩以疏困，而非取诸用户。 面对这种各持一端、众声抗议的局面，公共租界工部局不敢贸然决策，“为获得公众和报界对此问题的评价”[2]468，决定公开公司修改费率申请。2月21日，各大报纸刊登了电话增价内容。在这份申请中，电话公司声称1934年收入仅为资本额的6.13%，只有将总收入增加22.89%，才能达到特许权所规定的10%年利。最为理想的办法即“原来商用按具收费者，每月收费，由固定之12.24元改为10元，以100次为限，过此数，按次比例低减征收，每次最少3分”，“家用电话，每月固定话费，由7.58元加为8.50元”③。实际上，公司试图通过上述收费新章，一方面控制大商户通话次数，变相增加话费；另一方面激励通话较少商户电话的安装，增加收益。 上海电话公司加价申请的公诸报端，引来了新一轮更加激烈的反对浪潮。3月12日，市商会致函工部局，言明1934年电话公司“尚能获得净利六厘一毫三丝，已属商业中不可多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