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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达地区福利结构差异政治经济研究 　　摘 要： 1994年中国分税制改革后不同区域的福利水平和福利模式逐渐趋异。例如，辽宁省在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类福利支出较高而教育类福利支出较低，浙江省的教育福利类支出较高而社会保障类支出较低，广东省对于这两类福利支出的比例都偏低。福利支出结构的差异源自于这三个省份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商关系。作为理性行为者的地方官员，为了推进地区GDP（晋升指标）增长和扩大税收，会在福利支出的结构上跟随当地主体类型企业的福利偏好。 关键词： 经济发展模式； 福利支出结构； 政商关系 中图分类号： D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3-0073-05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起，中国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有两方面的特征值得关注。第一，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偏向于基础设施建设，却在福利供给上明显不足。[1]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学者将原因归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围绕着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2][3][4]第二，地方政府在福利类财政支出上有所差异，以及与之伴随的不同区域的福利水平和福利模式逐渐趋异。以我国东部沿海的辽宁、浙江和广东三省为例，辽宁省在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类福利支出较高而教育类福利支出较低，浙江省的教育福利类支出较高而社会保障类支出较低，广东省对于这两类福利支出的比例都偏低（见表1）。那么，如何来解释地方政府这种福利支出结构的差异呢？ 自二战以后西欧发达地区产生的“福利国家”开始，福利和福利政策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不同理论范式对福利问题都有所关注，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福利是如何产生的，是哪种逻辑主导下的产物？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大概归为四类。第一，福利是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产物，福利支出水平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同；[5]第二，福利是作为阶级的要求而出现的，工人阶级和左派力量的壮大会促进福利水平的提升；[6]第三，民主政治导致福利的产生，社会大部分人都希望对市场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有所补偿，而民主为他们实现诉求提供了平台；[7]第四，国家主义认为，福利政策及福利水平反映了国家作为一个拥有自身利益的独立行为者的特点，福利的演变是国家能力的结果。[8]由于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中国不同省份的福利结构，国家主义的观点无法得到应用。另外，由于中国不同区域的民主化程度、阶级分化程度差异不大，故无法解释国内不同区域的福利水平差异。而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水平的关联作用，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东部的经济发达地区，所以也排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对这三个地区福利支出结构差异的影响。 西方学者对于比较福利体制的研究是否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有所帮助？比较福利体制的开山之作《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利用“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这一概念把西方发达的福利国家分为三类，即统合主义体制（corporatist regime）、自由主义体制（liberal regime）和社会民主主义体制（social-democratic regime）。[5] 之后，一些研究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试图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福利体制类型。例如，伊恩·高夫（Ian Gough）提出的正式保险体制（formal security regime）、非正式保险体制（informal security regime）、无保险体制（insecurity regime）；[9] 尼特·罗（Nita Rudra）提出的生产型福利国家（productive welfare state）、保护型福利国家（protective welfare state）和二元福利国家①（dual welfare state）；[10]克里斯坦·艾斯波特（Christan Aspalter）根据东亚国家的福利模式提出的保守型福利体制（conservative welfare regime）。[11] 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福利方面的理论并不一定完全适用。这方面存在的最显著的问题是，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制度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很难照搬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福利制度上。② 例如，艾兰·沃克和黄焯基（Alan Walker and Chack-kie Wong认为，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福利国家这一概念隐含了两个制度性安排的前提，即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制度；[12] 而伊恩·高夫（Ian Gough）则具体地指出了福利体制范式（welfare regime paradigm）本身包含的九个基础要素。③ 也许正是由于中国福利体制的某些特殊性，使得目前对于欠发达国家福利体制的分类研究中难觅中国的踪影。伊恩·高夫（Ian Gough）在他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其划分的欠发达国家福利体制类型不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