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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行语:渴望、消解和转机 不同话语体系下的高频词语对比（2008-2012） 体制语言和民间语言的鸿沟清晰可见，后者以娱乐、戏谑的方式表达社会情感诉求，并对前者进行消解。 在中国特殊的媒体和意识形态情势下，网络流行语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化景观。从2005年至今，呈现出具有功能差异的三个发展阶段，其中2005年作为开端，这一年中国网民的数量开始过亿。2005到2007年是孕育阶段，而从2007到2011年，网络流行语大量涌现，成为民意和舆情的主要来源，甚至呈现为民间表述和主流媒体相对应的格局。 透过网络流行语，社会生态和民间情绪得到了怎样的表述？近两年网络流行语的娱乐倾向是否已经冲击了秩序和伦理的底线，预示着的究竟是危机还是转机？笔者就这些方面与资深时事评论员梁文道先生进行了对话。 体制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分化 李明洁：网络流行语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趋势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我们同时发现，两种媒体，主流媒体和民间媒体，完全是不重合的。如果把后者叫做民间表述，把前者叫做主流表述的话，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中国。您作为一个媒体人，怎样看待这样一种两种话语的并存局面呢？ 梁文道：首先，光从表面看，两块最大的分别就是主流媒体里面常用的一些词语，都是一些对于事实的命名或描述，尽量回避一些价值判断。比方说，即便有一些涉及危机的东西，也倾向于避免把它表述为危机，比如它就叫“食品安全”，不会叫“食品安全危机”。但民间的表述这方面，则几乎全跟一些价值相关，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来自民间自发的创造，而是对主流或官方话语的借用。譬如像“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我反正信了”、“很黄很暴力”、“不明真相的群众”、“情绪很稳定”……这些几乎全是官方语言，民间直接取用，然后在取用的过程里面改变了它的意涵跟价值意义。 我自己做媒体，我们常常是夹在中间的一个状态，一方面我们并不是那么直接地参与所谓的民间表述的创造，我们往往是在报道和习用民间表述，因为做媒体节目我们要有市场有观众，就要用他们的语言。但另一方面，中国媒体的现实是，哪怕是凤凰卫视，也是受到体制的制约和监管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体制语言，夹在中间。 李明洁：也就是说，您觉得体制语言和民间语言之间还没有对接，很多民间表述都成了流行语，在网上搜索量都超过一年千万次，但说体制语言的人没有考虑到民间表述所涉及的感情和诉求。在这一过程中，就慢慢形成了中国民间的流行文化，会形成一种以模仿为基础的话语行为方式。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称之为“地方性的知识”（local knowledge）。流行语代表的生活经验可能就形成了民众的中国想象、社会想象，也变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活常识和对当下中国的一种观念。您认为流行语经过大众的模仿，会不会变成我们的一种常识？ 梁文道：我觉得是会的，但最有趣的地方是，其实有两套常识。一般来讲常识，应该是一个我们生活在本地的某种行为规则，它背后有一些知识上的储备来支撑这样的规则，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常识，体制有体制的常识，这两套常识是有割裂的。我们报纸上所讲的东西，学校教的东西是一种常识，但民间运作是另一套，就比方在学校里面，老师教学生看到有人跌倒要帮他，但在日常生活中，父母会说看到有人跌倒千万别过去帮忙，有人会怎么样，如彭宇案。我们是断裂的两套常识同时在运作，那么当然会消解掉学校教的或体制讲的那一套常识的权威，因为那是一套不能用的常识。当你的常识失去效用，不能用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常识了。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状况比较像这个，那也跟流行语或许有某种对应关系。 李明洁：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情感和社会意志，它在流行语里面反复被公众说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世界观形成的过程，和价值观形成的过程。 梁文道：是，而流行语里的价值观是一再被割裂，跟这个体制里面所强调的互不相干。体制的那一套表述，或者它背后的价值观，似乎有一个自己运作的逻辑。它像一部汽车，不用去回应路面的状况，就自顾自地开。它考虑的是自己里面的那个机械的东西，那种机制。它甚至在这几年失去了对现实命名的能力了。 李明洁：这是个很形象的比喻。其实这种撕裂还体现在民众信息来源的差异上。那是不是由于体制话语真的失去了对现实命名的能力呢？或者能不能说反倒是民间表述具备这样的能力呢？ 梁文道：起码民间语言有这个欲望。当然，任何一套语言系统都不可能百分百地映照现实，但是它起码有种很充沛的能量，想要表述他们所看到的现实。体制那套呢，就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认为现实应该如此。体制的表述，更多的是讲它认为现实应该怎样，整体上不太在乎民间表述。 民间语文的狂欢 李明洁：如果我们不以搜索数据化的方法来看流行语现象，它还可以是一个非常娱乐化的民间活动。我做了一个观察，2007年到2011年，流行语呈井喷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