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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从自由至上到安全第一 　　“9·11”事件已经过去十二年。以抗击恐怖为名，《美国爱国者法案》于2001年秋天应运而生。十二年来，它在各个领域内的影响逐渐明朗。2012年秋，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先后因涉嫌“为恐怖分子提供洗钱服务”而被金融监管部门罚款上亿美元。这一天价罚单的法律依据，正是这部法案。可以说，这部法案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整体法律体系，并正在将美国社会带入一个“以安全之名限制自由”的时代。 历史的转折点 “2001年9月11日对世界贸易中心的毁灭，具有历史转折点的所有特征。”历史学家泰德·戈茨尔这样写道。另一位评论家戈尔采尔写道：“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的倒塌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突然之间所有的事情变得面目全非。1941年珍珠港之袭、1929年股市崩溃、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刺，甚至1987年的股市滑坡，都给人们带来了极大震惊。但是所有的这些创伤，都没有像这一次一样，触动了时代精神。”对于美国人民来说，“9·11”事件给他们带来的，有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和愤怒，还有对政府更强烈的信任和期望。人们渴望政府采取行动，尽一切力量增强国土安全，加强国防，甚至对恐怖分子采取报复，为此人们愿意付出代价——比如，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削减。在这种公共情绪的纵容和引导下，《美国爱国者法案》的制定被提上了议程。 这一法案的全称是《提供截获和阻止恐怖主义所需的合理手段，以团结强国法案》（Uniting and Strengthening America by Providing Ap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errorism Act，缩写为USA PATRIOT Act），其后半部分恰是英语PATRIOT（爱国者）一词。很显然，这一法案针对的是恐怖主义袭击。不过，这并不是“9·11”后第一个反恐立法。9月13日，《2001年反恐法案》就迅速在参议院得以通过。这一法案的讨论过程仅仅用了30分钟。这一法案对于安装电话窃听装置、彻查恐怖主义融资、增加反恐科研经费等事项进行了规定。仅仅在30分钟内，这些条款就在国会得以通过。 对此，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表示乐观。参议员帕特里克·利赫（Leahy）说道：“不幸的是，该法案没有经过听证会，我们没有经过各个委员会的充分讨论——情报部门、军方、司法部门……如果这些委员会能有机会看看这个法案，如果布什总统的政府——司法部长、中情局局长、国防部部长能抽空看看这个法案，并且告诉我们他们的想法，我在投票时会感到舒服些。”事实上，虽然这部《反恐法案》没有立即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强烈反应，因为全国上下当时正在全力营救伤员、减少损失，然而并不是所有公众都对此保持沉默。比如美国民权联盟和电子前沿基金会等倡导民权的组织，就一直密切关注着《反恐法案》里规定的“允许窃听条款”。这一条款允许多个部门使用电话自动记录仪和跟踪定位设备，对于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的事项进行窃听和监控。民权组织在“缓过神来”之后，纷纷对这一条款提出质疑。他们哀叹道：“美利坚合众国，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走得太远了，正一步一步地走向独裁的大哥大（Big Brother）型的政权，走向乔治·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所预言的危险境地。”民权联盟也抓住“仅仅30分钟就通过立法”这一瑕疵进行讽刺。 多部反恐法案预备生效 尽管如此，大多数议员、媒体和公众都只是深陷于袭击带来的伤痛、苦难、无助和怒火之中。袭击带来的后遗症随处可见，比如有人不断悲伤地回忆事件前后的场景，有人则逃避与创伤有关的任何回忆，有人再不敢进入任何高楼，有人听到任何巨响就会惊慌失措。布什总统向公众承诺，他将立即报仇，并进行长期战争。与此同时，他向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下达了一道写在便笺上的命令：“约翰，你必须保证，以后类似的事件再也不能发生了！”司法部长认真地保留起这张便笺，并着手组织起草包括《反恐法案》在内的一系列法案。紧接着，这些法案陆续出台。9月14日，《反恐动员法案》在著名律师大卫·卡普和约翰·余的参与下起草完毕。他们都是当时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反恐法律专家：卡普曾经参与过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反恐立法的修订，而余作为国际法专家，曾给总统提交过一项报告，该报告称《日内瓦公约》不适用于塔利班或者基地组织。在这些法律专家的协助下，《反恐动员法案》、《防恐法案》、《团结强国法案》等扩大政府权力、限制公民自由的法律草案纷纷起草完成，并送往国会接受讨论，随时准备成为法律。 这些法案很鲜明地增强了政府的权限。比如《反恐动员法案》允许官员在没有得到窃听授权之前，即可获取个人的电子邮件信息和浏览网页的记录；允许政府建立一个犯罪分子的DNA基因库，来对涉嫌与恐怖行动有关者进行DNA比对检查。9月19日，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