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网络抗争治理-复旦大学外事处.pdfVIP

　　　　 ｄｏｉ：１０．３７８２／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０８６３．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大数据时代网络抗争治理 ———基于江苏启东事件的个案研究 刘淑 华 ［摘　要］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社会抗争具备了与传统时代不同的特点，即它不再具有固定组织结构与 形式，不再依托固定意识形态来加强与成员之间的纽带，甚至组织成员都不再固定。借助互联 网，抗争成员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与网上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就相关议题进行直接意见交换和讨 论，一旦意见统一就产生强烈的抗争意愿，而兴趣消失或者议题解决后，这种短暂的虚拟社区 和松散组织就很快消失。这些新的特点为社会治理带来了极大挑战，也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能 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以江苏启东环保抗争为案例，分析了大数据时代抗争运动新的特点， 并为地方政府如何应对和治理提出建议和对策，同时指出了我国在大数据时代前瞻性预测与 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关键。 ［关键词］大数据；国家治理；网络抗争；网络危机治理 ［中图分类号］Ｄ０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０８６３（２０１５）０７－００００－０５ 　　一、传播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抗争运动的进化 众传媒宣传手段的成熟运用与控制，伯纳德 ·克翰 公众政治活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和过程的研究最早 （Ｃｏｈｅｎ，１９６３）深化了对大众传媒媒体议程设置功能和 始于二十世纪初芝加哥学派罗伯特 ·帕克（Ｒｏｂｅｒｔ 公众主动选择形象的理解。他认为电视等传媒渠道无 Ｐａｒｋ，１９０４）对“积极主动的公众”的研究分析。他认为 法影响人们怎么做政治决策，但可以引导人们的关注 参与政治的公众区分为“激动可控的人群”和“理性反 点。菲利普 ·康沃斯（ＰｈｉｌＣｏｎｖｅｒｓｅ，１９６４；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思的公民”两类，而人的政治参与决策往往最终是在这 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提炼总结，提出新理性选择政治决 两个群体身份转变的反复过程中由社会影响决定。保 策模型。指出公众在政治决策时会积极通过各种传播 罗 ·拉扎斯菲尔德、伯纳德 ·贝瑞尔森和赫泽 ·戈德 渠道（大众传媒、个人交流、团体网络等）全面搜集相关 特（Ｌａｚａｒｓｆｅｌｄ，ＢｅｒｅｌｓｏｎａｎｄＧａｕｄｅ，１９４８）指出，选民政 信息，并联系个人利益进行理性评估。而著名的诺贝 治参与决策依赖意见领袖的影响。埃尔默 ·沙特施耐 尔政治决策学家赫伯特 ·西蒙更进一步指出政治决策 德则认为（Ｓｃｈａｔ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１９６０）公众政治决策更多忠 正是这种理性评估的结果（Ｓｉｍｏｎ，１９７２）。 实于所在政党的意识形态，选民本身没有独立思考能 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大量使用，信 力做出理性决策。可以说，包括艾力特 ·弗里德森 息爆炸问题凸显，公众面对海量信息和数据，再像理性 （Ｆｒｉｅｄｓｏｎ，１９５３）、艾利赫 ·卡茨（ＫａｔｚａｎｄＬａｚａｒｓｆｅｌｄ， 选择政治决策家假设的那样全面评估候选人已不可 １９５５）、海罗德 ·拉斯韦厄（Ｌａｓｓｗｅｌｌ，１９４８）、拉尔夫 · 能。乔治 ·马库斯和拉塞尔 ·纽曼（Ｍａｒｃｕｓｅｔａｌ， 特纳和路易斯 ·凯里恩（ＴｕｒｎｅｒａｎｄＫｉｌｌｉａｎ，１９７２）等上 ２００５；Ｎｅｕ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经过对美国选民选举决策的 世纪４０，５０年代多名哥伦比亚大学和密歇根学派著名 大量分析后提出了公众情绪智力决策模型。这一模型 政治心理学家都认为，公众是“被动的、无自我思考能 指出人的政治决策和思维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 力的大众传媒围观者”，多数不具独立思考能力，完全 人会根据面临的政治决策调整决策模式。当所面临政 依靠传媒信息引导选择政治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