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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我们疼痛感 　　现在我开始对工人这个身份怀有好感和热忱。 这好感和热忱以前也有，只是现在更甚。因为新闻的现实处境，我对新闻职业的热忱不再。 辞去新闻工作时，我想好了将来以怎样的方式活下去。其中就有再做工人的打算。因为以前做过工人，在矿井干过活儿，也在工厂做过工，对这一阶层不那么陌生。或者说有天然的亲近，觉得自己本质上是属于这个阶层的。 这当然是一种想象。真实的情境是，我很想在精神上远离一下知识阶层。对体制化非体制化的精神生产也失去热忱，想用简朴而原始的劳作养活自己。我想现在可以依靠做新闻工作赚的钱养自己，以后积蓄用尽，就去找一份蓝领工人的工做。就像捷克剧作家哈维尔当年在啤酒厂做搬运工，作家赫拉巴尔在废品收购站做收购员，有这样的榜样在前，我想我也要给自己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干。 也是捷克作家的伊凡·克里玛说：“写作是一个人可能仍然成为个人的最后场所。许多有创造性的人实际上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成为作家”。在这里我省去了他说到的一个前置，就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没错，我愿意写作，也有能力写作，并且愿意把写作视为终身志业来侍奉，但是我不愿意贱卖自己。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写作都令人愉快，不是所有的写作都令人有尊严。有很多文字是我不愿意写的，同时我也准备把自己愿意写出的作品长久地放在抽屉里，如果它们不能获准出版和发表的话。 就是这样，我要拿自己做一个实验，依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不依附体制，不依附集团，不依附组织，不依附社区，独自活着，活下去，也要活出意味来。我想这是对我生命力的检验。同时也是我为个人赢得自由所做的奉献。我希望将来回望的时候，这奉献是值得的。 所以，从想着离职的那一天我就做好了准备过苦日子，做好了准备应对任何的不幸。 我愿意同时享有精神之喜和物质的丰盈。但是如果二者难以兼容的时候，我愿意选择前者。 精神之喜是一个人健全活着的前提，而物质的丰俭在我看来大可随缘。 当然。让我这么做的缘由还有爱。这是我的另一个依靠。 它是精神之喜的一部分，也是庇护我的力量的一部分。 我一直欣赏这样一句话：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我们对世界的疼痛感， 这是因为人类的疼痛感来自人类的心脏，世界的疼痛感也来自世界的心脏。 就这样，在对未来生活做设计的同时，我把自己扔到人生的洪流中，也扔到社会的大河里。 我想自我放逐就是这样的状态吧。就像一只孟加拉虎，从围栏的圈养走出来，走向旷野，走向森林，学习在自然界的独立生存，自我奋斗，也自我砥砺。孟加拉虎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比喻，类似的处境还可以有别样的比喻，比如那些弱小而卑微的生物，比如尘土和光影。 这个世界仿佛是为强者设置的，成功者争锋竞雄。他们站在绚烂的舞台，收获崇拜，收获鲜花和掌声。然而我更关心舞台之下或舞台之后的景观，更关心弱者的生存，关心卑微者的反抗，这是这个世界更为广阔而浩大的部分。 如果为了这新的生活设想一种泅渡的方式，蓝领工人的生涯是我心仪的。 在我居住的地方，有不少汽车清洗店。以前在我出门用餐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它们。汽车开进店里，然后工人拉出水管对着脏污的汽车冲洗，给它打上清洁剂，车身满是泡沫，如同沐浴的人。约摸十几分钟之后，停在那里的汽车就洁净如新。洗车工穿着工作服穿着胶靴站在车前手持水龙头的样子让我觉得很有风采。最要紧的是我觉得汽车里有很多人生的故事。不同款型的汽车有不同款型的车主，不同款型的车主有不同风格的人生故事。这是我感兴趣的。就像在1980年代的中国，恋人们把公园当作他们的私会空间，现代人则把汽车当作私会之所。我觉得在汽车店清洗汽车，同时观察和收集汽车主人的生活故事，这样的工作很有趣。 我当然知道这是浪漫的想法。事实上，洗车工的辛苦是我所未见的。那是他们生活的暗影，我难以看见。即便如此，我也以为它可能是适合我的工作，至少表面看上去它不是那么的辛苦，不是那么的劳役。更多的工作看上去就辛苦，看上去就是苦役。 就个人经验而言，有些蓝领的工作是我不愿意做的。 比如我所经历过的矿工生涯。现在矿区失业或者待业的年轻人数以百万计，因为国企体制的门槛，他们长期没有工作的机会，我同样也不会有机会。然而即使有机会，那样的工作也是我拒绝的。 我曾经采访过矿难之后的某个矿区。行走在家属区的街道，两边是低矮的平房，从很多窗口传出哭泣的声音。瓦斯爆炸夺去了这个矿区六十多名矿工的生命。我寻找那些失去儿子的父亲、失去丈夫的妇人，听他们讲述劫后余生。那时候他们的神情是悲戚的，悲伤笼罩着矿工家属区。 比我的亲历更多的是不时出现在报纸、电视、网络的矿难的讯息。 瓦斯爆炸、矿井透水、泥石流等等灾难已经使公众的心灵和神经日趋麻木。 每次回家乡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向下坠落的过程。如同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