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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思索 　　去年以来到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不仅是世界媒体所“热议”的话题，而且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在各种场合的频频发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各种鲜活而有特色的话语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各种解读。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上的讲话，“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甚至引起了国外媒体的纷纷猜测，指的是谁？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是，在我们谈论“中国梦”、“世界梦”时，2013年4月，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出访亚洲时，也开始谈论“亚洲梦”。毫无疑问，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正在迅速地提升，话语内容在不断丰富，话语体系也在不断的建构过程中。 大约三四年前，笔者曾经在几篇文章中提出了中国的话语权时代的到来和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问题，① 时至今日，就这一题目做进一步的探索更加必要。 关于话语权与话语体系的学理分析 “话语权”理论的直接来源，是法国的后现代思想家福柯。福柯在1970年荣任法兰西院士时的演讲《话语的秩序》中，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著名命题。在福柯看来，历史的塑造是由拥有权力和知识的人所掌握的，社会是由语言以“组织”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现实。法语中的知识（Connaissance）与权力（Puissance）拥有共同的词根并非偶然，这种词根意味着二者之间的纽带关系，意为能见、欲知和控制。在此基础上，福柯将人类知识的生成看做是一种冲突机制，而话语作为表述真理的言语行为，就此成为了一种权力争夺的场所。福柯声称：“权力形式是一种知识方式”，权力和知识是共生体”。② 而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如果说福柯的研究是“话语权”的直接来源，更多的是从学理和人类本性的角度出发，那么作为话语权的间接来源，从更具有社会性和实践性的角度出发的还有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文化霸权的问题，他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至尊地位以两种方式展现自身，其一是支配，其二是知识和道德领导权。”③ 而这种霸权无须使用强制和武力手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文化—霸权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文化—霸权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不仅需要直接通过军事力量对他国维持和行使权力，而且还可以通过传播和文化，或者说通过信息和文化的“霸权”影响世界，而文化—霸权是一种“软权力”。约瑟夫·奈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通过历史考察认为，与18世纪的法国和19世纪的英国不同，在20世纪美国试图称霸世界的国力资源中，信息力和文化力是重要权力资源。④ 他认为“软权力”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国际议题的能力。⑤ 奈把权力明确地分成了“硬实力”和“软实力”两部分，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完善，而且适应了国际关系变化的新形势，所以这个理论一提出，很快就风行一时，也成了国际传播中的宏观研究有重要意义的一种理论。 尽管福柯详细阐述了福柯话语和权力的关系，但是并没有给出“话语权”的精确定义。我们可以理解的是，“话语”（Discourse）并不完全等同于或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声音”（Voice）。话语权也不仅仅是指说话权，“话语是制造和再造意义的社会化过程”。这样，话语权的本质就不仅仅是“权利”（Right），而是“权力”（Power）了。话语权体现在知识体系的构造和社会结构的创建方面，体现在舆论引导、规则制定、文化吸引的能力方面。所以我们得出这样的定义，“话语权是由于掌握了话语的创建和维护而获得的一种影响他人陈述，进而影响舆论及他人行为的特殊权力”。 福柯认为，话语的基本单位是陈述，但是每一种陈述都可以有不同的主格（例如你说、我说、他说）和陈述主体（例如个人、单位、政府、国家、国际组织等）。我们主要讨论的是主权国家作为主格和陈述主体所表述的内容，也可以称为国际话语权。”国际话语权指以国家为话语主体，就国际社会发展和全球性事务的内容发表意见，创建和维护特定话语，从而获得的特殊权力”。就从本质上说，掌握国际话语权的一方尽可以利用话语权优势，按自己的利益和标准以及按自己的“话语”定义国际事务、事件，制订国际游戏规则并对事务的是非曲直按自己的观点、利益和逻辑作解释、评议和裁决，从而获得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和主动权。⑥ 国际话语权虽然体现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传媒等各个领域，但它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国际政治权力关系。 “话语权”不仅有不同层次，也有不同的结构，我们可以把不同领域的话语权分解成学术话语权、制度话语权、文化话语权、媒体话语权等等。结构与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