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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发展金融体制障碍 　　县域经济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键。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县域经济需要县域金融提供资金聚集、价格发现、风险管理和成本管理，以实现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提升县域经济增长的活力。 在过去近30年的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我国金融业形成了中央金融高度垄断、地方正规金融高度压抑、民间金融高度脆弱的发展格局，而县域金融改革始终遵循了外生供给型的发展路径。这种外生供给型金融制度安排必然导致基层金融机构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监管能力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造成内生需求型县域金融高度压抑，难以满足县域经济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风险控制优先的金融监管压制了县域经济内生型金融需求。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对非公经济认识的突破，农村合作基金、钱庄、典当、抬会、排会等民间金融形式先后恢复出现，为非公经济发展提供多样化、特色化的金融服务。198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域限制。”1996年年底，全国已有2.1万个乡级和2.4万个村级农村合作基金会，融资规模大约为1500亿元。（温铁军：“三农合作基金套的兴衰史”，《中国改革》，2008年第8期）由于农村合作基金开始向非会员以外区域扩张，资金出现非农化现象，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基于对金融风险控制考虑，通过强制性手段关闭各种民间金融机构。1998年，国务院发布《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取缔了一系列游离于正规体制之外的金融机构，私人钱庄逐渐地下化。1999年，国务院发布3号文件，正式宣布全国统一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2002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再次颁布《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专门取缔农村地区高利借贷现象突出的私人钱庄。 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再次禁止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这实际上主要是由于我国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所造成，而地方政府没有任何金融管理权限。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主要对垄断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由于垄断金融机构主要分布在地（市）以上城市以及经济比较发达地区，这就造成中央金融监管部门重心上移、上行，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央、省（市）、地（市）三级行政区，而县级及其以下行政区普遍成为金融监管弱化空白区域。在农村民间金融发展过程中，面对数量众多、监管成本较大的基层民间金融机构，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由于监管链条过长，受到农村金融监管信息、监管成本等方面制约。很难对农村基层金融发展实施有效监管。在金融风险控制与金融发展二重博弈中，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坚持了风险控制优先的原则，片面忽视了县域经济发展内生性的金融服务需求，通过强制性行政干预禁止、取缔各种民间金融活动，导致各种民间金融只能转入地下，走向灰色发展，间接成为影子银行、地下银行。2006年以来，我国对民间金融发展限制有所放松。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设立村镇银行和小贷公司，但同样遵循了风险控制优先的监管原则，对民间投资市场准入设立了严格限制条件。我国农村地区新型金融机构发展比较缓慢，截至2012年6月，全国成立村镇银行共有1101家（冯娜娜：“村镇银行几何级数扩张，国家贫困县却鲜有分布”，21世纪网，http：//，2012年）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5267家（人民网：央行统计数据显示全圆共有小额贷款公司5267家，http：//. cn，2012），并且主要分布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对于全国37334个乡镇金融需求无异于杯水车薪。结果，为了控制风险，宁肯不发展，为了金融安全，宁愿不允许发展县域、农村小型社区类金融机构，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做法。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也是极端残酷的。 姓“国”姓“民”体制障碍束缚了县域民间金融发展。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并不具备农业现代化生产条件，传统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需要小额、分散、灵活的金融服务。土地是农民的主要资产，但农民只有土地经营权，没有土地所有权，这种制度安排限制了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同时也不能以土地经营权担保向外来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相比之下，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之上的各种民间金融，是一种基于借款人私人信息的一种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信用融资，较好满足了农村地区差异化金融服务需求，消除了借贷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信贷配给，民间金融因此成为我国县城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80至90年代，民间金融为三农经济、乡镇企业提供了大量金融服务，对县域正规金融发展形成较大竞争压力和冲击力。但是基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形成的认识，难以突破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思想束缚以及考虑到风险因素，金融管理部门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在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的国际化背景下，我国民间金融却不能真正地享受国民待遇，实现阳光化、透明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