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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不仅是名字更是职责 　　3月10日，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方案公布，新闻出版总署成为新组建的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一部分，新组建的总局还加挂国家版权局牌子。 大部制，给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怎样的机遇？ ——从14个字到10个字，改变的是名字，触动的是利益 3月10日，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方案一经公布，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这个长达14个字的新部门名称，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议。 对于新部门，很多网友给出创意性的简称，有人带调侃地称作“家电局”或“新版广电总局”。 在贵州、河北、云南、湖北、湖南等代表团分组讨论时，到底要不要起这么长的名字，如何融入更多涉及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容，也成为代表委员讨论的焦点。 其焦点主要集中在：第一、要不要用这么长的名字；第二、传媒业发展迅速，是否应该有一个涵盖整个传媒市场的名字；第三、加挂国家版权局则很奇怪；第四、将部门的名字简单相加，疑与部门利益有关，是否谁也不愿放弃自己的名称，这样的机构重组是否真的能转变职能。 随后，国务院认真研究了代表们的审议意见，对方案作了一处修改，将方案“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部分（四）中的“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改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舆论对此予以肯定，普遍认为这是听取代表委员意见，并进行及时修改的好做法。同时也对下一步能否继续按照市场规律，完善合并后的职能转变报以热切关注。 3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坦言：“现在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从谏如流是好事，但更应该看到，机构改革并不是简单地合并名称，核心在于职能转变。不管是拆、是并、是撤、是建，都是为了有效履行政府职能，都是为应对解决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考验。 全国人大代表、十一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包克辛意味深长地对本刊记者说： “希望机构改革能持续化，将这些细节问题也纳入改革之中，不要等到再一个五年才制定方案。” ——改革，既要物理反应，也要化学变化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对我坦言： “2008年，交通运输部和民航总局合并，研究十二五规划时，交通运输部却问发改委民航的发展思路，一个党组，却不能一体化。” 将视角推远，会看到这样的“背景墙”： 新闻出版总署的前身是1949年2月成立的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1949年11月成立新闻总署，设广播事业局等单位。新闻出版总署这个名字是200年被确定下来的，和国家版权局沩“—个机构两块牌子”。 广电总局的前身是成立于1949年6月的中央宣传部中国广播事业管理处。在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由广播电影--电视部改组为现在的广电总局。可以看出，机构的变化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变化的。 “出版和广电合并的必要性应该从历史上看。过去其实是把一个产业分成了三块，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甲生产的产品必须由乙的平台发布，但甲乙之间还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比较难处理。比如报社记者拍的视频节目，得通过广电系统来播发，这样使—些有效资源不能合理利用，还没到受众那里，就成了死东西，成了废品。而商业网站靠的都是报纸、广电的新闻资源，因为传统媒体只做上游的生产，下游难以涉足，所以导致传统媒体举步维艰，而网站这样的新媒体却越做越大。”甘肃《鑫报》社长杨重琦表示。 3月5日在四川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柳斌杰大声疾呼“改革要啃硬骨头、发展要用真功夫”。指出现在一些方面在改革上空喊不行动、空转不挂档，甚至在改革的名义下倒退，引起了社会的普遍担忧。强调要保持高度清醒和奋发图强的精神状态，围绕“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抓住实质性、根本性、长远性的问题，啃几个改革的硬骨头，谋几个发展的根本之策；要建立各项政策执行后果的评估和审查机制，及时纠正政策性失误。 3月11日，新华社新媒体专线播发评论《简政易，接下来要破解“放权难”》：“简政容易，放权难。在顶层设计上，可以相对轻松完成对部委的撤并，但在具体实施上，我们一定还会面对权力形放实握、慢放多握、不放紧握等种种的挑战。也就是说，机构改革方案经人大表决通过后，接下来我们要着力破解的必然是放权的难题。说是难题，是因为多年行政主导下形成的惰性难以瞬间即破，多年的方式积累产生了办法惯性，多年的官本位思想滋生了权力依赖。立项、审批、收费等等，权力几乎无所不能，怎会轻易从手中交出？” 包克辛表示：“以责定权，以责配权，是行政改革的原则。过去，部门之间为争权打得头破血流，但对责任的规定很少，责任和权力是分开的，权力层层上收，责任层层下放。权力和责任的脱节、造成的瞎指挥非常多，损失也非常大。必须明确责任承担，这样如果出了问题，才不会有所推脱和懈怠。” ——发展的担子落在了这个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