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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和现实矛盾下竹林七贤分化 　　摘要： 魏晋政局动荡，儒学地位陷落，士人寻求新的理论模式。正始名士谈玄行散 ，竹林七贤“越名教而任自然”，中朝玄学逐渐分化，重构价值体系，名士面对两难抉择，表现出了双重人格，在魏晋时期玄学得到了快速发展。 关键词： 魏晋玄学竹林七贤双重人格 魏晋南北朝上承秦汉，下接隋唐，时间跨度近四百年(196—589),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战火纷飞、离乱不绝的年代。先是群雄割据，接着是八王之乱，后来又是五胡入华；旷日持久的争权夺位，此起彼伏的角逐厮杀，走马灯似地改朝换代，使这近四百年的历史始终笼罩在悲戚和苦难交织的阴影之中。 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儒家神学的崩溃，使社会丧失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导致了人与神、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将魏晋士人抛入了巨大的生命恐惧之中，造成了严重的精神迷失。玄学与佛学在儒学独尊地位失落后，成为社会主要思潮。在这一时期，儒、玄、道、佛诸家学说活跃在思想舞台上，如自然与名教之争、贵无与崇有之论、济世与遁世之辞、纵欲与养生之辩等，构成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面，魏晋南北朝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得以更新的重要阶段。 新的哲学思想——玄学的产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诸如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门阀士族的出现，两次“党锢之祸”，黄巾大起义，儒家学说的沉沦，老庄思想的复活，以及清谈之风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刺激了玄学的产生。当何晏、王弼等一批名士唱出“正始之音”时，玄学在正始年间形成了。 魏晋世局动荡多变，充满血腥屠杀，原先作为精神支柱和社会价值取向标准的入世的儒家思想体系轰然崩塌，士大夫体会到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在现实社会中被背弃的恐惧和悲哀，找不到一种全新的、可稳定情绪的、解除社会痛苦和灾难的思想武器，只好借吃药行散、醉饮长啸、赌博斗富、尚玄空谈宣泄和排遣内心的巨大恐慌和焦虑。 正始玄学的倡导者何晏，“少有异才、善谈老庄”。［1］（P65）他与夏侯玄提携了一批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如王弼、钟会、傅嘏、乐广等，使玄学队伍进一步壮大，这位曹魏时期的大名士还开创了吃药行散的风气。何晏、王弼等名士在董仲舒的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儒家神学学说崩溃后，于辩谈说玄中准备构建新的社会精神支柱，他们从社会现实出发，追求个性的解放和自由，但对传统价值观念象征的儒家学说有强烈的依赖心理，因此他们越思考，就越茫然、痛苦、孤独，服寒石散就是他们排解痛苦和迷茫的方法之一。由于寒石散配剂中有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石乳、硫黄等五种矿石，因而又称五石散。这种药毒性很大。晋人黄谧曾饱尝该药的残酷折磨：“初服寒石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尝悲恚。欲叩刃自杀，叔母谏之止。”“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疟，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于今困略，救命呼歙。”［1］（P103）因此往往有服后致废、致死的。鲁迅在其名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说：“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热食，那就非死不可。”［2］（P390）就是服用该药最得体的何晏等人，长期服后也是“筋不束骨，脉不制肉，魂不守舍，容若槁木”。［3］（P130）这与现代的吸毒者并无二致。 以前学术界在探讨魏晋大夫服食五石散的社会风气时，往往认为这是士大夫的酒色过度，想靠此药滋补强身、延长寿命而已。近来有的学者认为：“服药行散，与其说是士大夫以此来强身增寿，毋宁说是他们以此来宣泄内心的焦虑。”［4］（P103）可谓一语中的，何晏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3］（P132）就是通过服药暂时转移和排除精神苦闷后的一种主观感受。 正始名士的谈玄、行散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玄学的发展和传播，使之成为一种思潮，迅速在社会各个阶层流传开来，而名士间的谈玄说理、互相诘难也推动了玄学的纵深发展。在儒学神学在社会大激荡中为世人抛弃后，何晏、王弼、夏侯玄等正始名士为给统治者寻求比较理想的治国方略，试图建立道本儒末的理论模式，实施“无为”政治，建立起较为精致的玄学理论体系，企图以道家学说解释儒家的名教，为名教的合理性提供一种新的论证，即“名教本于自然”。玄学虽然是一门哲学，但并不脱离政治学，而作为玄学领袖的王弼，虽是一位玄谈家，却非空谈家。 如果说王弼、何晏所弹唱的“正始之音”是以“名教本于自然”为主调的话，那么竹林七贤却在此音符上，唱出了要“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高强音。然而在这重音后面还有一组低回悱恻的伴奏曲，它仿佛蕴涵一种难言的痛苦和深沉的悲哀，这组不协合音，正是“竹林七贤”的人格双重性的写真。与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不同，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另一大批士大夫则以裸裎醉饮、放荡不羁排遣心中的苦闷和迷茫。 魏晋之际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