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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国企隐性福利形成原因和约束机制探析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现代企业风险控制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国有大型企业普遍存在的“隐性福利”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大型国企隐性福利的形成既受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外在因素的制约，也受各种内在因素的影响。作为方法论选择，本文认为建立合理的风险审计模型，在实践中不断提高风险审计的自觉性和可行性，加强政府对企业的宏观治理，当是避免国企隐性福利滋生的首要选择。 关键词：国企 隐性福利 约束机制 研究 我国代表性大型国企存在的审计问题分析 2013年5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先后公告了10家央企2011年度财务收支审计情况及3家国有银行2011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结果显示，很多国企存在利用国有资金为职工发放福利的行为。表1是10家央企2011年度财务收支审计情况及3家银行2011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 从表1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10家公司和3家银行都是盈利较好的企业，单从表1审计结果无法看出有关企业经营风险和潜在威胁的问题。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又做出“企业财务管理不够规范，存在会计核算不准确、报表编制不完整等问题；个别项目因经营决策不当造成重大损失；有的企业对内部管理重视不够，对下属单位的内部管控存在薄弱环节，违法违规问题仍然存在”的结论，具体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3家银行和10家国企明显都存在着为职工违规违法发放福利的行为，排除福利本身发放的合理性争论和职工接受福利的可行性论争，可以发现，企业隐性福利的形成已经对国有资产的变相流失造成了影响。所谓“隐性福利”是指在传统的审计报表上根本反应不出来或者根本查不出来的福利形态。这种福利形态表现多样，有的是以建设住房的形式出现，有的是以发油票、购物卡、奖金、津贴的形式出现，有的则直接表现为投资获利。本文主要探讨上述企业隐性福利形成的原因及约束机制问题。 大型国企隐性福利形成的外在环境 在审计学上，任何审计现象的出现都是内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上述隐性福利的形成是较长时间内各种内外因素交织互联和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在宏观审计领域，学者们一般把外部因素归结为PEST分析法。该方法遵循审计风险的宏观分析模型，指出政治因素（political）、经济因素（economic）、社会因素（societyt）、技术因素（technological）是影响企业风险审计的四大宏观环境。波特还提出了基于行业环境的“五力”模型，指出政治力、经济力、道德力、法治力、技术力是影响审计风险控制的五大行业环境。综合上述因素，本文认为中国国有大型企业隐性福利形成的外在环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由政治权力肇始的政治制度约束是国企隐性福利形成的最大考量 人类自阶级社会以来始终遵循着“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的规范哲学，认为只要有外在的约束，人就会自然向善。然而社会历史的发展一再证明，规范性的制度约束是很难限制住人类的自私本性的，不仅如此，人类的自私和贪欲往往会受功利制度的刺激而增加。“制度万能论”只是表达了人类的一种政治理想，在现实主义的词汇里，政治制度往往是导致人类诸多腐败的因素。无论是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是东方的专制制度都具有制度生成意义上的天然缺陷，即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做坏事；制度不好可能使好人无法做好事。著名史学家汉密尔顿指出：“制度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制度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定律”。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变迁的历史表明，在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里，推行一种大家都不谙熟的市场制度，并牵强地将这种市场制度与传统制度粘合在一起，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存在诸多弊端。在当今中国的市场体制下，在行政权力和市场规定交相利用的趋势下，就容易产生腐败问题。就审计领域来说，“一条龙”做假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由此看来，大型国有企业隐性福利的形成具备了充足的外部制度环境。 （二）由经济利益驱动形成的功利关系链是国企隐性福利形成的最大动力 尽管康德一直怀疑人类是否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并表现出极端的不可预知性，但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却一再表明：人是一种利益的动物；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人的一种本性。“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攘攘熙熙，皆为利来”。人是无往而不利的。利益的合作只是在双赢的博弈局面中才具备了成功的可能性，在负零和博弈中，参与者的灵魂是徘徊在霍布斯的“人对人是狼的”状态中的。正如国际关系专家摩根索所指出的：“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联系到中国市场博弈的残酷现实，不得不说由经济利益驱动而形成的功利关系链是大型国企隐形福利形成的最大动力。失去了利益的共享，福利便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因而变得毫无意义。 （三）由道德约束松懈形成的伦理底线突破是国企隐性福利形成的人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