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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肯米勒:索罗斯门徒 　　1988年秋天，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加入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 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的风格完全对立。如果说索罗斯的业余爱好是写哲学书籍，那么德鲁肯米勒的爱好就是观看橄榄球比赛。但作为投资者，这两人是绝配。 与索罗斯一样，德鲁肯米勒有选股背景，而且他并不真正痴迷投资，这点也和索罗斯一样。 三项全能 德鲁肯米勒的长处在于能够将不同的学科结合起来。在对股票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他又增加了在货币和利率方面的知识。正如一位同事所说，德鲁肯米勒比经济学家更了解股市，同时他又比选股人更懂得经济，这是一个有利的组合。通过跟踪股票以及与公司管理人员的交谈，德鲁肯米勒能提前了解经济趋势，对债券和货币市场有自己的看法；通过跟踪经济，他能预先知道股市的形势——如果货币贬值，出口类股票将出现买点，如果利率上升，就应该做空房地产。 在对公司和经济认识的基础上，德鲁肯米勒增加了第三个技能：技术分析。虽然大多数的选股者不屑于这种识别模式，认为它是一种巫术，但德鲁肯米勒很快就发现它是有用的。进行基本分析可以得知股票或债券的价值被高估，但图表分析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市场会回归正常。技术分析教会了德鲁肯米勒要警惕市场的波动，使他拥有像保罗·都铎·琼斯一样的交易灵活性，以及像朱利安·罗伯逊一样的选股实力。他经受住了1987年的股市崩盘，在随后的日子里获利颇丰，而任何一个纯证券背景的经理都没有如此幸运——就连索罗斯也没有。 1981年2月，当德鲁肯米勒28岁时，他创办了杜肯资本管理公司，开始磨练自己作为一个采用新方式宏观交易者的投资风格。他将对公司和经济体系的认识与图表结合起来，随心所欲地组建投资组合。四年后，他引起了一家共同基金公司德莱弗斯的注意，这家公司邀请他在运作杜肯的同时管理几只基金，其中一只基金在三个月内上涨40%，使这个年轻基金经理成为华尔街的名人。 风云际会 德鲁肯米勒意识到，索罗斯将基础分析和技术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与他类似。在初次见面结束时，索罗斯就第一次尝试聘请德鲁肯米勒。 当德鲁肯米勒最终接受聘请时，尽管他做过债券、货币和股票，索罗斯似乎只把他当做标普500指数专家。 1989年8月的一个晚上，德鲁肯米勒飞往匹兹堡——他在那里仍然经营着杜肯基金，他发现在量子基金的债券头寸已经在不知晓的情况下被卖掉。他给索罗斯打了电话，并大发脾气——在一个怀疑自己能力的老板手下做事，他没法成功。 “你让我觉得束手束脚，”德鲁肯米勒对索罗斯大声说，“我被搞怕了。我觉得不爽，因为我认为我可以做得更好。” “我想离开。”他最后说。 那次爆发有可能使德鲁肯米勒失去在量子基金的职位，但是反而由此引出了索罗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冒险。 “你不要走，”索罗斯回答，“我走。” 鉴于他拥有量子基金的大部分资金，索罗斯这次显得特别冷静，他在离开时告诉德鲁肯米勒，“现在，我们会发现是我太爱管闲事，还是你确实不称职。” 接下来的几个月让索罗斯有充分理由为自己的这次冒险感到高兴。柏林墙的倒塌制造了德鲁肯米勒喜欢的市场动荡，他所得到的回报惊人。 1989年，量子基金的收益为31.5%，接下来四年的收益分别为29.6%、53.4%、68.8%及63.2%。同时，量子基金的资产由18亿美元增至50亿美元，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在旗舰公司之外又开了新的基金公司，到1993年底，其管理的总资产已飙至83亿美元。 索罗斯知道怎么抓住自己的好运气。他从德鲁肯米勒之前的那次发火中吸取了教训，注意不破坏这种关系，他需要一个永久的继任者，而他幸运地遇到了德鲁肯米勒这样的人才。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索罗斯都充当着这位年轻人的教练，他提问题、出建议来点拨这个门徒，但最后让他的门徒来做决定。 德鲁肯米勒牢牢控制着量子基金的大部分资金，但外界继续把量子基金的成功归功于索罗斯，部分原因是是德鲁肯米勒不喜欢出风头，而索罗斯则非常喜欢出现在镁光灯下。德鲁肯米勒回忆说：“我不喜欢在索罗斯基金公司的公开亮相，但我容忍了，因为我觉得它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索罗斯需要它作为慈善事业的平台，我不认为他是为了自我形象。他想会见国家元首，他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因此我站在幕后，他站在前台，这个思路没有问题。” 从索罗斯离开的那一刻起，德鲁肯米勒把量子基金的资本投资于空头和多头兼具的股票组合，然后用借来的资金交易标普500指数期货以及债券和货币。同样，还是沿用索罗斯的方式，他一直与公司高管接触，认为企业层面提供的信息可以预警经济趋势。他还按照索罗斯的方法，牢牢抓住机会。 德鲁肯米勒从索罗斯那里认识到，当时机正确时应该把全部身家都赌上，柏林墙的倒塌就创造了一个这样的时机。东德人涌入西德，期望在那里就业并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