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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云南粮食管理探究 　　【内容摘要】抗战爆发后，随着军需民用的急剧增加，粮食及其管理问题日渐突出。云南地方政府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根据本省情况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解决粮食问题的政策和措施。这些管理措施虽然在缓解粮食供求紧张关系、抑制粮价乃至整个物价上涨、稳定社会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抗战时期云南的粮食问题。 【关 键 词】抗战时期 云南 粮食管理 云南山多坝少，粮产不丰，历史上就属于缺粮省，抗战爆发后，交通阻隔，粮食无从进口，更加剧了粮食的供应不足；与此同时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云南人口骤增，粮食需求量不断增多，致使市场上的粮食经常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再加上一些奸商趁机囤积居奇，从而导致了粮价的不断上涨。以昆明粮食市场价格指数为例，以1930年至1936年平均价格为100，1937年7至12月为81，1938年为114，1939年为349，1940年为1011，1941年为1491，1942年为6899，1943年为20037，1944年为70431，1945年1至8月为361804。[1]（p4）由于抗战时期云南粮价上涨幅度过大、过快，乃至使整个市场物价“越出常理常轨以外”[2]（p113），当时就有“粮价领导物价”的流行语，对军需民食产生了重大影响，引起了社会的不安与动荡。云南省政府和粮食管理机构围绕着平抑粮价这个主要任务，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借助政治、经济、社会力量，采取管制粮价、取缔囤积居奇、实施田赋征实等措施，以实现稳定粮食市场，保证粮食供给的目的。但这些粮管措施治标不治本，始终不能彻底解决抗战时期云南的粮食问题。 一、管制粮价 针对市场物价问题的发生和日趋严重，云南省政府及粮食管理机构自1939年起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先颁行了所谓的协议评价政策，后来又辅以平价购销的办法，到1943年更是实施全面限价政策，企图用政府和社会的力量，用行政的办法，控制粮价的上涨趋势。 1939年3月，云南省根据国民政府经济部颁布的《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成立了物价调整委员会（同年11月改称为云南省平价委员会），并在昆明附近澄江、宜良等21个产米区成立分会负责办理本省日用必需品的平价事宜。对于粮价的管理，物价调整委员会和平价委员会会同省粮管机构召集米业公会共同评定昆明米价，然后劝导商人遵照推行，或采取措施强制实行。同时，为充实昆明粮食供应，保证评价的实施，一方面省政府提省市仓谷供应市场，另一方面粮管机构按省政府指令，按市场价格统一收购昆明附近20县1938年以前的所有积谷，并从越南、四川购入大米。这些积谷及越米、川米均在官办公米行中按评定价格出售。但由于协议评价仅只是区域性政策，主要在昆明市实施，同时省政府虽于1939年1月成立公米行，取消一切米粮私商，却又在同年4月将公米行改组为纯官办，恢复私商营业，允许其自由采售。因此各地之间，乃至整个粮食市场都不能协同平价。1939年4月，物价调整委员会核定昆明公米行中米每公石售价20至22元，这一价格虽比市价低26%[3]228，但公米量少、质差，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平抑市场粮价的作用很小。而且与省内其他地方相比，昆明粮价较低，周围各县市均不愿将粮食运销昆明，进一步恶化了昆明粮食市场供需矛盾，使得每评定一次物价，市场粮价就高涨一次。至10月，公米价格虽提到每石35元，但市价已达90元。[3]（p228） 鉴于粮食价格持续暴涨，国民政府决定用更加坚决的行政手段来管制粮价。1939年12月5日和6日由经济部制订公布了《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和《平价法令说明》，以平价购销的办法辅助协议评价政策。云南粮管机构根据这一政策，组织人力调查省内粮食产地和消费地的粮食价格，以及各地粮食来源情况和消费情况，一方面根据产、销两地的粮食价格，评定省内粮食售价，特别是昆明市的粮价；另一方面以粮食的市场供求情况为准，进行粮食的分配购销。 然而，无论是协议评价还是平价购销，都不足以抑制突飞猛涨的粮价，国民政府决定自1943年1月15日起在国统区对以粮食为首的关系民生的重要物品实施全面限价，限价以1942年11月30日的价格为标准，要求“同一商品、同一时期，同一民生必要物品只有一个价格”[4]（p93-94）。1943年1月云南省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加强管制物价方案》，并决定成立云南省管制物价会议（1944年1月改组为云南省物价管制委员会），确定了昆明市、昆明县、宜良、玉溪、个旧、昭通、宣威、曲靖、大理、保山、楚雄等11个限价地区。此后，省政府先后制订和颁行了一系列文告，全面实施限价。云南省的粮食限价，主要针对大米、面粉以及玉米、大麦、小麦、蚕豆等杂粮，由省物价管制机关和云南省粮政局共同领导，由昆明市粮业公会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