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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传统向现代转型视野下高职院校管理工作刍议 　　摘 要：我们首先关注到中外教育史上有着一些相似的传统。尤其是中国，政教合一的传统与政治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这种传统在近代受到猛烈的抨击而最终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改变。高职教育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即是其影响结果之一。而现代的教育精神与西方教育思想及制度的变迁有莫大的关联，职业教育的发展便是其重要的一个分支。历史的镜子正好让我们可以反观目前中国高职教育管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史为鉴，吸取先进经验，可帮助我们改进管理制度、提升管理水平。 关键词：教育传统；政教合一；体制创新；高职院校；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5-0247-02 一、旧教育传统之嬗变 古人谓教育，教为“上所施，下所效也”[1]，育是指养育，“养子使作善也”[1]。古书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2]，君即是师，师也就是君，政教一也。战国末期，荀子提出，“君师者，治之本也”[3]。人类文明发展早期，君师们因德才兼备而成为民众技能及品行上的当然导师，他们教会万民“渔猎（遂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伏羲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4]）、耕作（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所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5]）、交通、建筑（上古之世，人民少儿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搆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6]）”等衣食住行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相关的“天文、历法（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7]）、宗教、商业”等社会知识。 世袭制产生后，帝王们、君子们本身也需要接受专门的教育。按《礼记》的说法，远古有虞时代，社会的年老者所在之处为“庠”，也为教学之地，有“上庠”、“下庠”之分（有虞氏养国老於上庠，养庶老於下庠[8]），也指各级“学”、“校”（《孟子》中记载，“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所以明人伦也”[9]），由老年人来从事社会各级教育工作；教育的对象可以是君之子、君之臣民甚至君主本身；教育的内容则主要是要“作善”也。“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记载，在印第安人的原始部落中，各氏族选出了新的酋长，在举行就职的会议上，有专人向就职者讲述、传授以往的事情，历数前任酋长们为集体立功办事的情况。此种情况世代相传，教育后辈”[10]，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典型的对新君主的历史、经验性的教育。古今中外，古代等级教育的内容技能为表，德行为里，官府办学，官师合一，政教合一。 周末，官学荒废，学生无心修学，学术下移，士族产生，主观向学的知识群体逐渐产生。汉代，官学私学并发，士族进一步成长，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6]而独尊儒术。魏晋时期，私学有所繁荣，三教勃兴，相互吸纳；家庭教育受到推崇[11]；德行和家世作为两个重要的标准考察人才。宋兴，官学完备，私学发达，知识分子占据社会的核心位置。明清时期，科举弊端日显，八股束缚了士人们思想，学术在禁锢中艰难发展。经世致用之理念在启蒙思想家中渐生。 清末中西文明激烈碰撞，学校教育也受到猛烈冲击。西方宗教文化的洗礼比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教育者、教育内容以及教育对象都受到严峻挑战。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仓促应变的近代教育体制相继确立，科举制被废，新的教育理念逐步引进融会贯通。中体西用是个根本的主张，教育管理体制也专门化了。但近代教育之功利倾向掩藏于高尚的大学目标之后，势利又过于高远；平民教育、实用教育以及职业教育、工读教育后被发现对于中国社会变革之重要，又相继兴起。国民党时期，意识形态教育强烈，私学领域依然有“生活教育”的理念。职业教育领域，1902—1904年“壬寅—癸卯学制”中，就规定了“高等实业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这实际也是中国近现代意义上最早的高职院校。1912—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和1922年“壬戌学制”中的专门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是中国近代高职院校的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教育实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所谓专门的职业教育。改革开放后，教育实践回落到现实中，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继展开。“国家教委在1983年批准成立了33所职业大学，1984年、1985年又分别批准建立了22所。”[12] 1985年后，中国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2006年，“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逐步开始实施。自此，中国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一起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全新发展阶段。 二、新教育理念之注重 从教育传统来看，古代教育历来主张尊师重教，“师者，人之模范也”[13]，教师是主导（《论语》还认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