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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入迁河西地区移民问题探究 　　移民问题一直是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在两汉时期，已存在大规模移民的现象，而入迁河西地区则是汉代移民的重要方向。 一、河西成为移民地所具备的条件 河西地区之所以能成为移民地，与其地理优势有着密切的关系。河西南部为海拔四五千米的祁连山脉，是由一系列成西北—东南走向的高山和谷地组成。在祁连山4500米以上的高山上，覆盖着丰厚的永久积雪和史前冰川。这些积雪和冰川在每年特定的季节融化，为河西地区大量的绿洲和耕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其北侧为山地和阿拉善高平原。自东向西有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这里山地地形起伏较小，逐渐趋于平缓，可以算作准平原，有利于当地农业与畜牧业发展。《史记索隐》引《西河旧事》载：“祁连山有仙树，人行山中，以疗饥渴者，辄得之饱，不得持去，平居时不得见。”另《元和郡县图志》载匈奴失掉祁连山时悲痛地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由此可见河西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性。 除此之外，河西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古代曾是中原通往西域、中亚乃至欧洲的必经之路，是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重要的路段之一，同时也是北方游牧民族与内地农耕民族交往联系的通道。在这里，东西文明碰撞交汇，各民族交流融合。河西地区不仅是保护中原的天然屏障，也是中原王朝势力鼎盛之时，特别经营的西进道路上的中转站，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历代统治者在河西地区依险设关，保卫边疆稳定。 据《汉书·晁错传》，早在汉文帝时期，晁错就提出：“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来。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的移民河西的建议。但由于当时中央政府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各诸侯国与中央矛盾激化分庭抗礼，以至诸侯国禁止自己所属人口迁出；外加匈奴不断南下侵扰边疆领土，中央无力抵抗，导致此计划无法推行。直到汉武帝时期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 武帝时期采取推恩令、附益法等措施，使诸侯王割据问题得到解决，进一步加强了皇权。加之汉初六十多年来休养生息，到武帝时经济繁荣，国力强大，开始不断对匈奴用兵。经过河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等三次大战，汉朝先后收复河南地，控制了河西走廊，并迫使“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汉书·西域传》载，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以后，“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当然，只有屯田卒将生产生活所需的基本设施建成，有了物质基础，才能“徙民以实之”。即是说汉王朝推行屯田政策，从而为移民入迁河西创造了物质条件。因此武帝于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年—前117年）掀开了移民入迁河西的历史篇章。 二、河西移民的类型 从总体上讲，河西移民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属于强制性移民，它是由汉政府运用权力和财力组织百姓进行移民，其中政府占据主导地位。我们认为汉代强制性移民由以下四个部分构成—— 1.戍卒、田卒及其家属：政府为了保卫边疆而组织的移民。汉王朝为实现“隔绝羌胡”的目标，在河西地区修建长城烽燧，派大量戍卒戍守。同时随着河西地区进一步地开发，政府又派遣大量田卒进行屯田工作。为了稳定军心，政府鼓励戍卒、田卒携带家属在河西定居。戍卒家属在当地进行农耕，发展农业，也促进了河西的开发。 2.战俘：汉武帝时期，汉匈争战多年，汉王朝所虏获的战俘众多。史书中有大量关于汉捕虏匈奴的记载。如《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公孙敖“出北地二千余里，过居延，斩首虏三万余级。”如何安置这些战俘呢？《汉书·武帝纪》中颜师古注：“张掖所置居延县者 ，以安处所获居延人而置此县。” 由此我们可知大量战俘被安置在河西地区从事畜牧业。他们为河西地区畜牧业的发展也贡献了力量。 3.罪犯及其家属：《汉书·地理志》提到“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可见河西也是流放罪犯及其家属的地区。《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载，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戾太子兵变被平息后，武帝对“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无论在西汉，还是东汉时期，罪犯及其家属在服刑期结束后，没有充足的钱财支持他们重回故土，加之他们早已适应河西地区的生活，不愿离开，便定居此地，成为当地居民。 4.受灾的贫民：在汉代，通过安置灾民到非灾区就食的方法，也是移民入迁河西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治通鉴》卷十九载，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山东大水，民多饥乏。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廪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尚不能相救， 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七十余万口， 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 冠盖相望。” 其实古人都有一种安土重迁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