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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改革红利和国运嬗变 　　在中国历史上，改革红利与国运的关系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清代，原因有二： 一、这个王朝在晚期开始所经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今仍未终结，我们当下所经历的冲击、应对、变革，或许可以从晚清所经历的类似冲击、应对、变革中，发掘出更多的可资镜鉴之处； 二、这个在1644年以异文化、异种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居然延续了足足267年。 而造就清政权长寿的基因，正是其入关之后不断与时俱进的改革、不断积累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红利。 同样的，也是因为改革红利释放的进退失据，令晚清的最后一轮改革超速失控，既得利益集团既直接绑架了改革，也间接绑架了革命，改革红利反而成为“负资产”、甚至“黑利”，最后颠覆了改革、颠覆了政权、也颠覆了社会。 精简、高效的新机构 军机处最初的功能，是一个非正式的“中央军事领导小组”，但它迅速从“军委”转型为“政委”——取代了内阁而成为实际上的最高行政机构，成为“威命所寄”的权力核心。西方各国对此的翻译，倒也相当地与时俱进，从“军事机密办公室”演变为“大议会”，凸显当时西方对中国事务的熟悉程度。 军机处的设立，一方面是体制内权力博弈，包括皇权与相权博弈的需要——在代际权力移交不规范的影响下，雍正的合法性持续受到质疑和挑战，反对者们依托“议政王大臣会议”对其进行多方牵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雍正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已经程式化、官僚化的内阁系统，难以为其提供足够有力的执行力支撑，遑论更高层面的决策咨询和执行。 军机处继承了皇帝原先的秘书机构“南书房”的“三无”（无编制、无定员、无预算）特点，却直接从内阁中选拔人员，有效克服了“南书房”成员缺乏行政经验的缺点。有经验的行政精英的加入，令军机处得以兼起政务处的功能，这等于在保留常态政府（“内阁”）的同时，另加了一层“常务委员会”。 军机处的设立，在政制方面进行了权力制衡的有益尝试。 军机处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精简、扁平的政府机构，这或许是这个改革的最大红利：只有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两层，有官无吏，队伍极其精干，工作流程极其简捷，再加上明确要求的“勤、速、密”三大工作作风，令军机处获得了极高的工作效率。 军机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效地提供了一个管理大国的中性的、非政治化的行政工具，既大大提高了行政的效率，又避免了其本身成为权争主角的历史怪圈。这一改革，如同第一阶段推行的“科举、祭孔、祭朱”一样，成本低、红利不仅丰厚而且惠及整个政权。这是中国政制上的一大创举，其在权力制衡与监督方面的诸多设计，迄今依然有着丰富的现实价值。 治标的廉政风暴“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推出“永不加赋”的惠民政策，却因执行中的操作细节，而遭到严重异化。“永不加赋”所确定的定额税，需层层分摊，最后具体落实到每家每户。作为“分子”的税赋是固定的，但是，作为“分母”的人丁数却是变动的，这就为地方胥吏们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令这一开天辟地的好政策在执行中被扭曲，政策的肥肉被地方官吏和地主们独享，而大多数农民则只能啃到骨头，最后反而造成了“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者地无立锥，反多徭役”的局面。 体制内的改革者们，因此将矛头指向“以田为经，以丁为纬”，同时征收田赋和丁税的双轨征收制，提出了“摊丁入亩”的思路——把人头税（丁税）合并到土地税（田赋）中，一并征收——以期推进公平税赋、优化税赋结构、提升税赋征收的效率。这一改革构想，其代价和成本只能由既得利益集团承担，连康熙都对此相当犹疑，直到雍正即位后，才在整顿官场作风的同时，开始大力推行。 “摊丁入亩”之后，征税的基础是田地，“因田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最大的受惠群体是农村的无田贫农及城市平民。这项改革的红利，因此惠及大众，最终也令政权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一方面流民大幅度地减少，实现了良性维稳，另一方面没有负担的城市平民投身工商业，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承受此次改革成本的地主阶层，发动过几次零星的微弱抵制——甚至根本谈不上抵抗，但在国家机器的强力镇压下，迅速瓦解。随后，地主们就有了应对之策，将自己肩头增加了的负担，转嫁给租佃户们——毕竟大多数农民只能租佃田地，他们位于食物链最底层，最终只能承担起那些增加出来的成本。这令改革的红利大打折扣。 第二项“耗羡归公”中的所谓“耗羡”，就是“火耗羡余”的简称。 征收“耗羡”，成为地方政府和官员趁机横征私派、鱼肉百姓的大好寻租机会。 雍正即位后，对这项似乎无法克服的弊政，采用了最为现实的做法，那就是：实行阳光收费，变暗收为明征，明确征收比率，严禁官吏们随意加征；实行阳光开支，由省为单位统一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严防坐支，将其纳入官方监管体系；“耗羡”的用途，一半左右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