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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心学视角下德育实效性标准述论 　　摘 要：王阳明心学包含有浓厚的德育特质，其德育实效性评判标准既重动机也重效果，是以动机和效果并行的评判标准。动机指导行动，行动反映动机，成就德性首先在动机上要去恶存善，其次要在行动效果中体现出来，即以行见德，因此，德性是在德行中体现的，德行才是检验德性的唯一标准。王阳明心学的德育特质使得它在现如今的德育实效性研究中仍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关键词：王阳明；心学；德育实效性；德性；德行；德育评判标准 中图分类号：D24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8-0103-03 在我国古代，“德”和“育”两个字是分开的。《说文解字》释：德“为外得于人，内得于已。”外得于人指的是要正确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内得于已指的是自身修养的提高；育则指“养子使作善也”，德育就是通过教育提高人的道德修养，使人从善去恶。从现代意义上说，德育是“旨在形成受教育者一定思想品德的教育。在社会主义中国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1]德育实效性是指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德育的实际运作对德育目标的实现程度。[2]它既是指德育的内在效果，即道德规范能否顺利地转化为主体的思想道德素质，又是指德育的外在效益，即通过提高主体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同时，德育的实效性还表现在德育的效率上，即以一定的人、财、物、时间的投入获得最佳的效果和最大的效益。[3]实效性反映德育的付出成本与德育效果产出的符合程度，付出与收益只有相符才能展现德育的实效性。在实践中，德育的付出成本是有目共睹的，如何收到实效、如何评价其效益，却并非易事，但德育的效益又是现实所需，民众的道德素养、整个社会的道德倾向直接关系着社会的安定，并影响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进步。在这一方面，王阳明心学所倡导的德育观及其德育实效性标准说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王阳明心学的德育特质 自古以来，儒者的进路就是读书入仕，他们的作用在于针砭时弊，促进社会民生。正是在这种人生价值取向的召唤下，许多知识分子纷纷通过智性之路试图实现人生抱负。而古代中国社会鲜明的特点是皇权专制的不可僭越性，知识分子只能依附于皇权专制下去谋得自家生存资本，生存的迫切和实在使得儒者只有先获得政治权力的认可，才能去实施自己的治世理念。智性之路无疑是达到政治认可的最好道路，知识分子在获得相应的功名后，其人格境界就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的修养工夫。皇权统治的专制残暴使得许多知识分子采取了明哲保身的现实之路，他们将改造现世的希望寄托于明君身上，期望权力阶层能自愿做出改进。在这种委曲求全的状态下，知识分子的命运变得漂浮不定，一旦遭遇政治高压，知识分子的人格往往变得脆弱不堪，之前抱定理想宏志的人在面对现实的残酷境遇时容易放弃先前的理想人格要求，沦为皇权专制的附庸。 王阳明所处的年代正是明王朝最为昏暗的时期，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完全取决于主体的明觉发现。当是之时，知识分子纷纷选择科举取士作为人生正途。自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朱子注《四书》正式被定为功令科目，为士子所诵习；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四书大全》被定为八股取士的标准，朱子理学至此成为士大夫们获取功名利禄的必备工具。而王阳明少年时代就已经反感这种纯粹智性之路了，他少年时的那一句“登弟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无疑是出自于对自己人生价值定位而言，而不应看作是无稽之谈。他性格中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使得他在人生道路的抉择上，始终以一种反叛、倔强、豪放的姿态出现。如他21岁时为了证明朱熹的“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修养论，他曾而对官署庭院中的一片竹林做格竹之功七天七夜，以致劳思成疾。这种格竹试验，在旁人看来实属匪夷所思，恐怕也只有像他那样的狂者才能做得出来。在当时所处的环境下，大多数人的认识是：成圣就是登科取士，光宗耀祖。青年王阳明却不以为然，其间他经历了两次会试考试，都未能中第，旁人以为他会伤心失望，他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不动心”，即不为外物所累，这应是他未将智性之路看作成圣的原因所致。朱子理学之所以被王阳明诟病，原因即在于人们只将它看作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实际上，它也本是“内圣外王”之学，但在当时“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的时期，圣贤之学已完全变成“富强功利五霸”之工具，失去了“圣学”本应有的作用。学人在当时的功利化驱动下，“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利之术”。[4]63智性之路已俨然成为人人都可去实现自我的通途，人们发现，只需通过记诵词章，通过某个智性考试标准就可以功成名就，一旦进入了相关权势阶层，即使无所作为、浑浑沌沌，也相安无事，荣华富贵仍会接踵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