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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凯恩斯主义和中国公共财政转型 　　中国在今天要直面经济挑战，必定有赖于政府财政大规模投入社会性基础设施。简言之，社会凯恩斯主义应该成为公共政策的核心理念。社会性基础设施是经济内需保持强劲和稳定的制度基础，也是建构福利国家的基础。我们在践行社会凯恩斯主义理念的同时，必须时刻牢记凯恩斯主义的根基就是市场机制。 中国进入了新的改革时代。在这个意见多元的时代，各界精英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必要性以及实现转型的大方向，有了难得的共识。然而，这些共识一落实在公共政策层面，常会出现头绪纷乱的局面。 众所周知，中国现行经济发展有三个方面的失衡：一是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二是内需与出口失衡；三是投资结构失衡，即政府投资在投资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支撑这一投资结构的公共政策理念就是凯恩斯主义，即政府通过扩大公共工程支出来推动经济增长。 同样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要害在于提升国内需求，即增加国民消费（而不是政府消费）在国民经济驱动力中的贡献度。 然而，要将以上两个众所周知的共识转变为现实，必须依赖公共财政的转型。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在民生领域，也就是国际上通称的社会领域（social sectors），提高财政支出的金额和比重。唯有如此，内需的成长才有可能。换言之，公共政策的核心理念，必须从经济凯恩斯主义向社会凯恩斯主义转型，即公共财政支出的重心必须从“物质性基础设施（physical infrastructure）”向“社会性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转移。 其实，在国际社会发展研究界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各种社会保护（social protection）制度构成了“社会性基础设施”，为民众在波动不已的市场环境中提供各种保护，并且为他们摆脱经济危机提供机会。因此，健全的社会性基础设施是内需保持强劲和稳定的制度基础。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体来说，物质性基础设施是必不可少的，而社会性基础设施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中国绝不可能例外。 经济凯恩斯主义与中国公共政策的两难困局 2013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其表层的表现为“保增长”的艰辛，而深层的表现则是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很多人应对危机的反应都是出自本能，政府也很少例外。在整个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一大本能反应，就是某种简化版的“凯恩斯主义”，或曰“积极的财政政策”，即通过政府财政大规模投入物质性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和机场）来刺激经济。当然，凯恩斯主义还包括货币政策。各国政府在面对经济危机时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以应对，也都习以为常。 然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实则包含着一些损害市场机制运行的隐患。对此，早有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西方新自由主义大师们加以拨正，今有中国各路经济学高手予以细说。简言之，凯恩斯主义原本是一种“萧条经济学”，即在宏观经济出现剧烈下行的特殊状况之下，方能成为政府干预的理论依据。现实的情形却是，一旦凯恩斯主义成为公共政策的主导性理念，即便宏观经济仅有小的波动，大量的政府干预也无时不在。就中国而言，具体的表现就在于政府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驱力。即便对各界精英认识到这种格局的危害性，减少政府干预作为消除这一危害的根本之道也难以落实在具体的施政之中。 造成这种两难困局的缘由，固然纷杂，但其中一点，在于中国凯恩斯主义者对凯恩斯主义的功利化理解和操作。实际上，如果细考凯恩斯本人的思想发展和凯恩斯主义在世界各国的接受路径，有两点遭到了国人的忽视。第一，凯恩斯主义必须建立在市场机制的运行之上。事实上，凯恩斯本人无数次坚持他是自由市场的服膺者。第二，凯恩斯所主张的“积极财政政策”，其施政对象绝非仅仅是物质性基础设施，而更多地是社会性基础设施，即建设福利国家。 实际上，在凯恩斯本人提出自己的学说之时，福利国家已经在德国萌芽。德国建设福利国家的主导性制度安排是发展社会保险，这一模式史称“俾斯麦福利国家”。然而，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1942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胶着之际，就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并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1946年）推出《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公费医疗制度（即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闪亮登场的NHS）。由此，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这一福利国家的理念基础，又被称为“社会凯恩斯主义”（Social Keynesianism），以区别于将公共财政支出重心放在公共工程上的经济凯恩斯主义。 福利国家是市场经济的“社会性基础设施” 谈到福利国家，很多人都会心存疑惑。在他们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