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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杨增新治新时期地方本位主义思想 　　作者简介：王俊（1988.5—）男，湖北武汉人，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2012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疆近现代社会史。 摘要：地方本位主义是民国时期一种重要思想，以杨增新治理新疆时期发展为最盛。这一思想在新疆的培植，促进了该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的不断发展。本文试从杨增新执政时期，对地方本位主义思想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和造成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地方本位主义；杨增新；新疆 杨增新治理新疆时期运用的地方本位主义思想，不同于清朝实行的因俗施治，也与内地的无政府主义有别。研究这一思想有利于客观评价杨增新在新疆执政时期的功过是非。 1.地方本位主义思想的形成背景 地方本位主义出自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论述为：“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杨增新时期把这一观点立足于新疆，充分考虑到其客观环境： 1.1疆内环境 杨增新上台伊始，就面临着“八面风云、危机四伏”的局面，其统治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东面有哈密铁木尔和吐鲁番艾买提起义，西面有伊犁革命军起义，南面有哥老会戕官运动。所以，“都督号令所及，南不过吐鲁番，西不过精河。”[1]他自己也说：“蒙氛告急，会匪纵横，伊犁未能统一，南疆处处戕官”。[2]如此岌岌可危的局面，“艰难的景况及危险之情状，可想而知”。[3]在此环境下，利用地方本位主义思想进行管辖，成为必然选择。 1.2邻边环境 杨增新统治初期，沙俄挟持外蒙侵犯科布多，以此图谋新疆。原本清高宗于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统一新疆后，将科布多划归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外蒙独立后，科布多自然成为其垂涎之地。民国元年六月二十五日科布多镇边使延年急告中央政府谓：“该处蒙人受某国运动竟以武力驱逐贸易华人，被枪毙者不知凡几，意在脱离中华民国独树一帜，请速点伊新两处酌派兵队前往援救。” 〔4〕外患俨然成为扰乱新疆安定的重要原因，不注重当地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发展，就难以消除周边部分国家的野心，采用地方本位主义思想正好适合抵御外敌。 2.地方本位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2.1抚绥与羁縻 抚绥、羁縻是杨增新治新政策的主旨。其认为“若不取得九十九分蒙、哈、回、缠之人心，而欲以一分之汉人压制九十九只民族……必败也”，[5] “欲求新疆长安久治，不外利用新疆各族之人以保新疆，实为万全之策”。[6]此他对新疆蒙古、哈萨克、回族等族体，特别对人口最多的维吾尔族极为重视。 羁縻体现了中国长久以来中央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以夷制夷的思想，传统意味浓厚。若杨增新的民族政策仅止于此，那么他在新疆当时所处的险恶内外环境下很难有所作为。他之所以能够在新疆站住脚，在于他能够根据当时新疆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变化对各民族区别对待。杨增新曾言：“方今时局，民气嚣张，无论何方面，宜取均势主义，万不可令其大有团结。分之则势力小，钤束尚不甚难，合之则势力大，挟持出于必至”。[7]杨增新高瞻远瞩，通过此举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2.2裁兵与弱兵 杨增新主政新疆时，军事上采用的政策主要是：裁兵与弱兵。他对于裁兵问题发表了不少政见，认为“国家耗财之事，莫甚于养兵”。他曾作过具体统计：按照当时新疆官兵的收入与支出的平均水平分析，每个兵每个月的收入是铜银四两二钱，服装、粮食、医药等支出，一年的费用约需六十两。而新疆的赋税收入是三百二十余万两，如果由新疆二百三十万人平均分摊，那么每人每年需负担银一两五钱。这样“竭穷民四十人之脂膏始足充一兵之岁费”。[8]据此，他认为：兵愈多，民愈穷，国愈乱。他还认为，国家养兵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患，如果冗兵太多，不仅不能防患，而且反会“生患”。他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前清以兵亡、民国以兵乱”的教训，“今日既以兵而乱，异日亦以兵而亡，欲饵乱非裁兵不可！”“若不实行裁兵，无以救今日之危亡。”[9]若造成小军阀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的局面，将难以驾驭。 至于弱兵，当然非杨增新的“双枪兵” 莫属，一是步枪，二是烟枪。官兵吸食鸦片，他漠然视之。“杨部队最奇特的一种现象是各营连的士兵一到春夏，十之七八出外营生，当雇工，种鸦片，割草砍柴、编制筐篓，以取得额外收人，到了秋冬之际，再行归队，或者另行招募。”[10]杨增新不重视军队建设，也不要求军队练兵，他有时检阅部队，但也只是做个样子，在他检阅前，先通知某个部队做准备。部队的军官临时找人拼凑在一起，换上军服，配上枪，练习一些左转、右转等简单的操练动作。他阅兵时，虽然了解其中的内幕，但不深究，仍然面带微笑，表示满意。检阅完后，临时拼凑起来的“军人”又各回各处。[11]这样的非正式军队，有力地避免了武人干政的不利局面。 3.地方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