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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然和幽怨并存-谪居黄州期间苏轼诗歌创作中情志矛盾
超然和幽怨并存:谪居黄州期间苏轼诗歌创作中情志矛盾 摘 要:本文在分析了苏轼在谪居黄州期间的诗歌创作后认为,苏轼此时期的作品存在两种看似矛盾的情志特征,一方面是追求平和超脱、淡然从容的人生态度,一方面又在抒发幽怨婉曲、自伤自怜的贬谪心态。在这两种创作情志中,虽然前者居于主导地位,并不断引导苏轼走向从容淡泊的人生境界,但后者却始终未能彻底消除,这使他此一阶段的诗歌创作展现出一种复杂而别具风味的情志特征和艺术风貌。
关键词:苏轼 黄州 诗歌 情志
情志是诗人思想与情感的有机结合,是构成并决定诗人诗歌风格的核心要素。乌台诗案的政治打击和随后数年的贬居生活,对苏轼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贬居黄州期间,在苏轼的诗歌创作中,平和超脱、淡然从容的人生态度和幽怨婉曲、自伤自怜的贬谪心态共存,使他此一阶段的诗歌创作展现出一种复杂的情志特征和艺术风貌。本文拟从追求平和超脱的从容心态和抒发幽怨婉曲的自哀之情两个方面,分析苏轼诗歌创作中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情志特征的具体表现方式。
一
乌台诗案的政治遭遇和贬谪黄州的人生打击使苏轼意识到,在当时激烈的党争环境下,自己过往的性格、言行及处事方式很容易遭到政治对手的攻击。因此他努力改变熙宁年间在诗文创作中动辄就直抒胸臆、议论时弊的轻率做法,努力追求平和超脱、淡然从容的处事心态,一方面真的是为了修补自己性格中过于奔放外露的弱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世人展示自己荣辱不惊的稳重与超脱。为此,他修习佛、道,调整心态,努力使自己做到超然物外、乐观旷达、平和从容。但是这种追求并不能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逐渐进步的过程。
比如在作于元丰三年的《初到黄州》一诗中,苏轼曾说:“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这首诗显然是要表现作者能够以超然的心态面对命运的不公和现实生活的艰难。但是“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一句,在貌似旷达的表象之下,实则涌动着强烈的不平之气,尤其是对自己遭遇贬谪的命运感到不公。而“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更是在貌似谦卑恭敬的表象之下透露着明显的抱怨之情。
元丰四年,苏轼又作《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一诗说:“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稍闻决决流冰谷,尽放青青没烧痕。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此诗的心态已然比《初到黄州》显得更加平和。虽然“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一句还是显示出诗人对“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的遭遇无法真正完全释怀,但是已经不再有前诗那种掩抑不住的抱怨与不平。
标志着苏轼的心态真正变得平和超脱的诗作是作于元丰五年的《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一诗。在这首诗中,苏轼说:“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此诗已然展现出苏轼对自身遭遇的释然心态,从容超脱。可见苏轼对世事变迁、对人生起伏有一个心态逐渐淡然的转变过程。到元丰六年,苏轼再作《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一诗时,依然脱胎换骨,与乌台诗案之前的自己判若两人。诗中说:“乱山环合水侵门,身在淮南尽处村。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此诗作于苏轼在得知朝廷人事变化以及自己有被重新任用的可能之后。这对被贬多年的苏轼来说,无异于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此时的苏轼并没有像当年的李白那样忍不住内心的喜悦,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而是用非常含蓄的语言和非常平和的心态娓娓道来。诗中所谓“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一句,只说自己习惯于田园隐居的生活并打算于此终老,不说此种艰辛的生活实属被朝臣排挤陷害的结果,同时还用极为含蓄的方式表达了对朝廷气象一新、欲有新作为的欣喜。但这种欣喜是如此之淡然,从表面上几乎看不出来。对自己可能重新被朝廷任用的好消息,他也只是在诗题中用“复出东门”及“暗香先返玉梅魂”的诗句加以巧妙暗示。全诗温雅含蓄,从容淡然,能够充分反映出苏轼对个人荣辱和人生起伏所具有的平和心态。
通过对这几首诗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的心态在谪黄之后确实有一个逐渐平和、渐趋超脱的过程。至于《定风波》“也无风雨也无晴”以及《醉白堂记》“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中所反映的旷达、超然与自适,落实到贬谪黄州期间的现实生活里,就是他在《答李端叔书》中自谓的“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则自喜渐不为人识”,其间的从容、超脱、旷达、淡泊,标志着乌台诗案及贬谪黄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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